中国近、现代文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总是有些离谱，过分的热狂和美化固然使爱情平添几多炫彩，同时这种类似大笔游资在股市的疯狂拉抬也会使它远远超离安全边际，成为一种持久的心理负担和精神消耗。
张竞生是中国学术界的失踪者，这位北大教授被人谑称为“性博士”，詈骂为“大淫虫”，因此学术生涯被迫中止。究其实，他主张性自由，赞成节制人口，倡导情人制，都是那个年代最激进的思想。他在巴黎留学时，与欧洲女子的多番恋爱彻底夯实了他研究性学的兴趣和信心。他充当证婚人，在婚礼上郑重其事地教导新人如何寻求性满足，如何享受性快乐，这样的言论即使放在风气开放的今天，也是惊世骇俗的。张竞生让爱情接上了地气，却使自己接上了闪电。
苏曼殊身世畸零，少年剃度，青年革命，频频出入风流场和温柔乡，吃花酒，拥校书，宿青楼，洵为习惯。但他埋藏于内心的爱却真纯之至，反映为诸多绝妙诗篇，“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感人至深。苏曼殊最欣赏异域诗魔拜伦，他们以相仿的年龄病逝，那种极致的浪漫情怀也有得一拼。
徐志摩的爱情故事更像是好莱坞的肥皂剧。先是在伦敦追求“人间四月天”———未成年美少女林徽因，为了扫清路障，他在异国他乡离弃了被他讥笑为“土包子”的发妻张幼仪；然后是知难而退，退而求其次，他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其夫竟是他的昔日同窗王赓；然后的然后呢？他变成了巴尔扎克笔下经常出现的好丈夫，一个由攻转守的苦汉，为满足妻子的虚荣心，把自己练成一头骡子；然后的然后的然后，就是新的叛离，他乘坐邮机去北京听林徽因的古代建筑学讲座；结局是机毁人亡，奇特的诗魔有一个更奇特的高空火葬。爱情的流转和不确定性，在徐志摩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爱情能轻而易举地颠覆坚如磐石的理性，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谈。金岳霖是逻辑学教授，却被最无逻辑性的爱情穿住了牛鼻子，除开早年和晚年各一次小恍惚外，他的心五十年拴在同一棵“树”上，他爱林徽因，只求开花，不求结果，都快变成现代版的爱情神话了。吴宓为情所困，为情所苦，最令人唏嘘，他爱才女毛彦文，为此离婚，仿佛身披絮衣，步入荆丛。没机会时，他创作情诗，孔雀开屏；有机会时，他却偏要端起臭架子，摆出柳下惠姿态，坐怀不乱。陈寅恪不理解吴宓抛荒学问，“矜矜欲娶美妻”，其实吴宓爱得太过笨拙迂腐，毛彦文早不待见他了，宁肯嫁给过气政客、苍髯老头熊希龄，也不想与吴宓发生任何情感交集。丧失理智的爱最能毁人不倦。蒋梦麟担任过十多年北大校长，有智识，有干才，这一点举世公认，然而他晚年对好友胡适的忠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导致老房子着火，他爱上了不该去爱的掘金美女徐贤乐，两人婚后闹得对簿公堂，反目成仇，这不仅毁掉了他的财产、健康和安宁，而且也毁掉了他的好形象。郁达夫是另一种类型，他离弃发妻孙荃，疯狂爱上杭州美女王映霞，恋爱成功了，结婚生子也一一如愿。他不听鲁迅劝阻，由上海举家迁至杭州，建成风雨茅庐，此后的事情逐渐失控，他的疑心病是一方面，某些细节的拼图则是另一方面。他最终将家丑公诸报端，令天下嚼蛆者大过干瘾。郁达夫的《毁家诗纪》记录了他单方面的内心痛苦，至于他施加给王映霞的羞辱和伤害，则只能去王映霞的家书中寻觅踪迹。原本相爱过的人最终以最伤情最丧气的方式仳离，你不得不承认爱情是神灵的事业，凡夫俗子沉迷于模仿秀，适足以自寻烦恼。
相爱的人是以同质心灵为镜像的，更通俗的说法是心心相印，然而爱得越完整的人就越有可能接近心灵破碎的残酷事实。爱是一道无解方程式，一千个人准定有一千个错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