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当今社会迫切关注的一个话题,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学校作为性教育主要途径之一担负着重要责任。当今在学校开展的性教育存在各种弊端,突出表现在学校性教育模式上。此次探讨力图找出各种性教育模式的优点和不足,以史为鉴,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性教育模式。
中国性教育思想和实践自古有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性观念的认识不同,大体来说,中国的性观念经历了一个由开放到封闭,再由封闭到开放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汉唐是封建统治的黄金时代,性观念比较开放。
而在封建统治由盛转衰的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此时性观念比较保守。直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经济发展和“西学东渐”思潮影响,性教育在20世纪初得到发展并在30年代达到繁荣。
1978年改革开放,使人们性观念大为改观,性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化社会,不同信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的性价值取向,从而影响青少年对性问题的认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已迫在眉睫,学校作为性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学校如何有效开展性教育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目前各级学校虽然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性教育,但成效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对性教育问题采取了“极左”或“极右”的性教育模式。这正如2004年9月23日《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上登载的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教授对性教育的归纳,他认为当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性教育模式:一种重视性道德教育;另一种强调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本文试图平衡二者之做法,力图探究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庸之道”的性教育模式。
1 落后的性观念、以人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性教育可以说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国家教委要求学校实行性教育并对其师资、教材及教育途径等都作了具体安排。这一切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部分还是流于形式。
由于受封建传统礼教“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这种文化哲学基础和“饿死是小事,失节事极大”[2]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人们普遍形成了“万恶淫为首”和“色欲身亡”的性基本认识。
这种认识在有些中国人头脑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受此观念影响较深的领导和教育者在对国家要求普及性教育这一决策上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无实质性进展。
他们在学校开展的是“鸵鸟式”性教育,即当学生提出性问题后,往往避而不答或保持沉默,在课堂上遇到性问题后老师挑着讲。认为当孩子们长大了,自然什么都清楚了,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实行所谓的“无师自通论”。
在学校里只注重性道德教育培养,这是一种导向性的教育,注重人格的培养,这种教育将善与恶的客观标准教给年轻人,使他们避免因以自我为中心或无知而犯错误造成损失。
通过性道德教育使学生达到性纯洁,倡导“婚前性纯洁是未婚男女唯一有道德且有益身心的选择”,进而在婚前实行禁欲。殊不知,性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仅通过性道德教育这一途径来实现是不现实的。
而且,老师们往往忽略了孩子们好奇心理,越是对其隐蔽避而不答的问题,他们越是对其感兴趣,越有探究真相的冲动,致使他们在课下去偷偷的看、去尝试、去经历进而犯下了本不该犯的错误。正如学者孙云晓所指出的中国性教育的一大失败,就是在关键的知识点上躲躲闪闪,似乎以孩子弄不明白为己任[3]。
2 开放的性观念、全面的性教育模式 性观念的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稳定,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相对薄弱,此时性观念比较开放,因此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赃唐臭汉”的美名。
到20世纪初,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打破封建传统的禁锢,肯定了人欲之必然性。其中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欲无可尽,则当节之,欲可近尽,则愿得之”。
他认为“美男妙女之欲的我意者而交之”是“生人之乐趣,人情所愿欲者”[4]。在性教育思想实践方面,鲁迅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最早在学校进行性教育的实践者。他们对性教育的认识与封建礼教所鼓吹的“万恶淫为首”、“色欲亡身”等观念截然相反。
由于这一时期学者和教育家对性教育的倡导和其思想的实践,性教育在30年代达到繁荣。随着改革开放之风吹遍整个中华大地,性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中国大地崭露头角,并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普遍发展。在当今社会中,最容易接受性观念开放的人群是广大在校生。
他们思想单纯,受封建礼教思想影响较少,贞洁观已经不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又加上现在学生课业负担重,心理压力大,与异性交往成为他们缓解学习压力的一种方式。在性观念开放的同时,人们往往违反了一个重要原则“物极必反”。即当事物发展到极限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在当孩子们偷着乐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谈论“性”时,殊不知,因“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据2003年12月31日《京华时报》报道的青少年性方面的调查显示: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约17%的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正常,初中有45%的学生认为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性行为,高中生这样认为比初中生高20个百分点。
还有一则摘自《南方都市报》来自北京的一则调查,3034名婚检青年中,46%的男青年和45%的女青年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以上两则数据足以引起各界对中国教育现状进行反思。这也使得我国的性病、艾滋病专家对缺乏避孕和预防性病教育而担心不已。据报道目前大陆每年的150万堕胎女子中有37.5万是未成年少女,而且少女怀孕事件呈快速增长趋势。
我国对因“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解决办法主要是在各级学校实行全面的性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是仿效美国的一种模式。所谓“全面”是因为使用年龄广泛且传播信息多样化,把知识、科技与技巧作为解决性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教育,如在大学里设置避孕套售货机,在学生中开展使用“安全套”和“安全行为”的同伴性教育等。
针对此种教育模式,朱琪教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但默认了青少年可以自由发生性行为,而且从心理和物质上给青少年以婚前性行为的官方支持,并导致了青少年性行为的迅速增加”。由此可见,单纯的技术性教育是具有片面性的,不能承担拯救教育现状之局面。
3 以史为鉴走“中庸之道”的性教育模式 以上我国学校实行的两种性教育模式都存在片面性,变相的夸大了各自作用,犯了历史上类似“教育救国论”的错误。前者理想但不现实,后者依靠单纯的技术性教育也不妥,要解决性教育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性教育概念。
性教育不单纯是指性道德教育,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教育,真正的性教育应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性审美等具有丰富内容的综合性教育。因此,较合理的学校性教育模式是将以上二者结合起来。学校性教育应跟上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需求并以性道德教育为先导,性法律教育为保障,性审美教育来陶冶并辅之以技术性教育,以此来培养孩子们对性的理性认识,构建健康的性价值观。
在学校里进行性道德教育时,单纯讲性道德知识会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难以理解。最好是让性道德教育蕴含于各科知识体系中。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其它性教育方法如“问题情境法”,其基本流程是:创设问题情境—关注问题—自主探究—交流合作—解决问题。教师创设一个性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探究,并对此发表看法或提出质疑,最后展开讨论,进而使学生掌握性道德知识。
中国健康协会教育心理学研究会的专家认为,性教育要有个大气候“得先改变教师和家长的观念,让他们客观、全方位的给孩子们传授性知识,不能带有情绪化的东西。”在此建议,有必要对学校领导及教师进行相关方面培训,只有自己对这方面知识全面了解了,观念开放了,才能更好的去教育学生,避免出现因自己对问题不知或羞于回答而敷衍了事之局面。
当孩子们提出问题时,老师和家长要及时回答,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学校里要按照学生的身心发展增设系统的、科学的性教育教材,针对青春期的一些性知识要认真讲给学生听,一些与“性”有关的案例,要认真分析其危害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学生中开展使用“安全套”的教育时,要讲清楚其使用方法、功能等,并强调使用安全套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对青年学生进行性教育,教育者不能无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哲学思想,而应当牢牢把握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综合观、辩证观、內在观等基本特征,将教育问题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重视知识、技能和道德情感的对立统一,并将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作为教育成功的重要保证[5]。
另外性教育不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它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因此需要三者齐心协力,共同培养学生的性健康意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的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更要对生命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