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对文明结婚的理解上，有着进步思想和现代观念的文化人与普通人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注重的是文明婚礼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文明的精神，而后者似乎更看重文明婚礼的形式感。
1921年6月2日，北京《晨报》以特大字号发表《新式人物之新式婚礼》一文，文章里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不请客，不受礼，将亲友赠送的喜钱捐赠给中国科学社，夫妻双双只和两个证婚人在自己的寓所内举行最简单的婚礼……
赵元任与杨步伟相识于1920年9月;赵元任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收入可观，杨步伟则是森仁医院院长，薪水自然也高。按照旧传统，两人本可以将婚礼办得极为体面，但他们除了租了一套房子，婚礼上的所有仪式一概从简。亲戚、朋友不请，更不收礼。结婚前几天，赵元任发出结婚通知书，上面写着:“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恭敬地对亲戚们和朋友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时，已经在民国十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微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谓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其他贺礼一概不取。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以自己的名义捐赠给中国科学社……”
胡适与朱微按照赵、杨约定的时间，来到他们的新房、小雅宝胡同49号。胡适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一进门就问“是不是现在就可以送礼?”赵元任一见，忙请胡适遵守通知书中的要求，不要越格。胡适哈哈大笑，说:“这是我自己考证的《红楼梦》，可以算成自己写的东西吧!”赵元任、杨步伟闻言大喜，愉快地收下了礼物。
可以说，赵元任与杨步伟真正理解了文明结婚的要义。他们的简单的婚礼，虽然成了北京《晨报》上的特大新闻，但那个时候，真正能够理解其意义的，应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证婚人胡适，私底下也未必就全心全意地赞成那样的婚礼。
而那时的普通青年男女，似乎更加青睐文明婚礼的外在形式，比如，他们对文明婚礼上所使用的各式用品一直都是情有独钟，像新郎的西服礼帽，新娘的礼服长裙，等等，都具有一种时装的意味。这些行头在旧式婚礼上显然是无法享用到的。
所以，民国初专为民间举行文明婚礼提供服务的新婚用品商店就应运而生。如北京就有一个名叫“紫房子”的新婚用品服务社，不仅出租扎花马车、汽车、乐队、西装、领带、礼服，还出售花篮、手花、胸花和一种被称作“文明结婚五色纸”让来宾用以向新人身上抛洒的彩纸等喜庆饰品。
婚礼上的结婚证书是提前准备好的、当然也都是“紫房子”里买的。对于那时的北京人来说，“紫房子”新婚用品服务社实在是服务到家的好商铺，文明婚礼用得上的物品，你只消跑一趟，准能让你满意而归。而且，“紫房子”已经办出了些“连锁”的感觉，东华门大街、宣武门内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各有一处“紫房子”，这让北京人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选择去不同的“紫房子”，无形中也减少了无谓的奔波。
那时的迎娶议程，与二十世纪末相当接近，甚至还更加讲究些:一般是用红绸双喜字绣片罩着花马车(若是汽车则用红绸花绕车一周，车头上扎成绸花)。新人乘坐的新车前面，西乐队是少不了的，而且大多也享受乘车的待遇。
到达女家后，新娘由两个儿童拉着头纱，在乐队高奏出的《美酒高歌》的乐曲声中，踏过红毯子上车。到男方‘家，身穿笔挺西服或是黑色燕尾大礼服、白衬衫、黑礼花、戴白手套、手持一顶高筒礼帽的新郎早在恭候……
下面的仪式与二十世纪初大同小异。只是在民国时期，北京的文明婚礼上又增加了一项内容:让新郎、新娘向来宾报告恋爱经过。当然，前提是双方确属自由恋爱的结合。
彼时的婚礼上，新娘中穿婚纱的极少。因为国内几乎没制作婚纱的服装厂，有些政府大吏或家资雄厚的大商人、大资本家，当其子女结婚时，为了赶时髦，常会托人重金从国外购得。而一般新式夫妻要想做到这一点，则力有不逮。而且，婚纱虽看起来更加雍容华贵，但不免有叠床架屋般的累赘感。所以、一般女性在婚礼上还是青睐那种线条简洁一些的西式礼服长裙。
但在1927年以后，国人对婚纱的概念彻底改变。穿婚纱结婚，成了女孩子们心中最大的念想—这种状况的发牛。源于一对大人物的婚礼，那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是日上午、先由景林堂牧师江长川上门在宋宅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一次西式婚礼，仪式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江长川牧师负责祈祷，宋氏家族众人及美军外交官布里斯托尔上将等宾客出席。下午又在外滩大华饭店舞厅按中国传统方式举行一次中式婚礼。据当时报章记载，当时舞厅里容数百人，门外围观者数千。负责维持秩序的是大名鼎鼎的青帮首领杜月笙。婚礼的主持人则是蔡)已培。出席婚礼者有美、英、日、挪、法等16国领事。婚礼台布置孙中山画像，边缀国民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悬“福”、“寿”两字。为婚礼奏乐的是一支俄管弦乐队。四时十五分，蒋、宋人场，蒋着西式大礼服，宋穿白色长裙婚纱服，除男女镇相外，孔府少爷孔令杰、孔令伟作童子随新人之后。新人向总理遗像三鞠躬。然后是乐队伴奏，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演唱《哦，答应我》。蒋、宋交拜，婚礼遂告结束。
两次婚礼，花费浩繁，数字在百万以上。
在当天国内各大报上，都登出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以后，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后来有人评价蒋介石的这篇文章，谓“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未免名不副实，甚而夸大其辞，倒是“给新社会以贡献”倒还有些影子，因为，随《我们的今日》一同见报的，还有蒋宋二人的一张新婚照。照片上的宋新娘着白色婚纱，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己。此后，国内婚纱生产厂家相继建立，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而此前，只有思想进步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家庭的女子行西式婚礼时才着婚纱，而自蒋宋婚照见报，无论穷富，女性在结婚时都要着婚纱方才称心如意。这大概便是蒋宋婚礼给“新社会”的莫大贡献了。
到1935年以后，集团(体)婚礼的蔚为时尚，又让婚纱进一步深人人心。
集团婚礼源自于民国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