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尾的一天，王雪挂掉电话，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王雪是北京某民间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刚刚通话的另一端，是国家某部委一位处级干部。
这位官员在电话中答应了她的邀请，许诺在年底的一次有多家媒体记者出席的论坛上，将会有自己部门的工作人员郑铮出席。
在王雪的印象中，自己成功邀请到公务员参加公益活动的次数可谓少之又少。
与近20个民间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后，法治周末记者得知，几乎每个公益组织都有过邀请公务员参加公益活动的经历，但成功者仅为个位数。
资深公益人士王强（化名）告诉记者：“邀请政府人员参加我们的活动，除了看运气，就是看私交。”
在王雪看来，邀请公务员参与活动很有意义。其中之一，就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倒逼”效应，有助于被邀请者主动走出办公室，走向公众，参与社会活动。她觉得，自己成功地邀请到了公务员出席活动，是一个好的开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如果抛开在政府部门担任的职务，包括官员在内的公务员也是一名普通公民。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公益比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更可贵，“意味着社会在进步”。
邀请私交和熟人介绍最靠谱
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官员信任学术界的教师，而教师信任公益组织，于是他们会互相引荐。这是一条完整的信任链
“我想碰碰运气，就打了这个电话。没想到，结果这么令我惊喜。”王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是在网上找到对方的办公电话，打过去之前，“根本没有抱多大希望”。
令她大感意外的是，“接电话的领导特别好说话”。电话里，这位“领导”就许诺王雪会派自己的一位下属参加。
王雪说，自己所在的公益组织特别希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参与讨论。“毕竟他们在法规、政策方面更加专业”。
随着政务公开，许多政府部门的办公电话可以在网站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但是，在不少公益人士看来，像王雪这样靠一个电话就能请来政府官员的案例很少。相较之下，他们更倾向于利用私交。
2013年9月14日，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草木学院曾邀请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总工程师、战略环境评价所所长任景明讲了一堂“战略环境评价在中国”的公开课。
任景明坦言，自己接受邀请，主要是出于与草木学院负责人杨恒的私交。对此，杨恒亦以为然。
而任景明也是杨恒从业一年多来，邀请到的唯一一位官员。
大连儿童村村长王刚义、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都曾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在公益工作中，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帮助过他们。而这些帮助，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一种“朋友关系”。
而除了邀请私交，熟人介绍也是相对靠谱的一种邀请方式。
复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彭燕称，目前，确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服务中心的小型交流会或为他们提供政策上的帮助，但为数不多，主要由高校教师引荐。
“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官员信任学术界的教师，而教师信任公益组织，于是他们会互相引荐。”公益工作者王强说：“这是一条完整的信任链。”
即便如此，杨恒认为，更多的时候，“他们愿意私下里跟你聊”，如果邀请他们到公众面前传道解惑，他们有诸多顾忌。
公务员们的“自我保护”
这是郑铮第一次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公益论坛。在同去的一位教授看来，他实在“有些嫩”。因此，论坛开始前，这位教授就告诫郑铮，“千万不要以部门的身份发言”
杨恒在邀请函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邀请函不仅要写明邀请目的和希望达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注明其他参与者的身份和活动的公开程度。”杨恒说，“真诚，坦诚，在邀请时排在第一位”。
“不卑不亢。”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在一次采访中用这一词汇来形容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双方的正确心态。
2012年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中，广州平机中心（公益组织）曾组织了一次三方会谈，诉讼当事人、政府部门、律师、高校教师、媒体人都有参与。
据平机中心负责人韩呈祥回忆：“会谈开始前，平机中心着重强调了会议纪律，给各方面都打好预防针。”
韩呈祥说：“其实就是一开始先讲好，免得到时候观点交锋，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也因为他们对非营利组织不够了解，顾虑重重，所以我们起初会设计一些比较温和的选题。”韩呈祥说，“对他们能参加、发言，我们没有过多的期待。邀请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对民间组织多一些了解。”
但更多的时候，政府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
在王雪组织的那场论坛中，曾有这样一个细节。公务员郑铮发言后，又补充了一句：“上述发言与我所在单位毫无关联，仅代表我个人想法。”
论坛结束后，郑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他第一次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公益论坛。在同去的一位教授看来，他实在“有些嫩”。因此，论坛开始前，这位教授就告诫郑铮，“千万不要以部门的身份发言”。
除此之外，媒体引用言论前，必须先经过发言人的审阅，这也是政府人员常用的“自我保护”措施。
据了解，任景明所长在公开课中，就采取了这一措施。他曾提醒当时在场的媒体记者，若发表他当时的言论，必须经过他本人的审阅。
“战略环评目前比较小众化，我担心媒体直接引用不够准确，所以想审阅一下，怕出现误会。”任景明这样解释。
无独有偶，2013年的一次沙龙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了一位时任环保部的官员参与。活动开始前，该官员即“约法三章”——“不录音，不接受采访，不要传到网上”。
而活动中，该官员发现当时主持人正在录音时，立即要求主持人关掉录音笔。
事实上，几乎所有受访的公益人士都表示，对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的活动，政府官员们多采取“谨慎合作”的态度。
“谨慎”与“偏激”
“我现在开始期待媒体参与我的课堂”。任景明所长称
“在2012年的那次会议中，他们（指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很少，几乎不说话。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聆听者，想让他们表达观点，太难了。”韩呈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而接受采访的官员则解释，他们如此表现，是因为在场的媒体人。
2004年，在一次沙龙活动中，任景明发表了一些有关“速生林”的意见。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在网络上看到了所谓“他的观点”。
“那不是我的观点，我当时的发言被媒体断章取义了。他们没有给我看过，就发出去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哪家媒体。”任景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发言非常谨慎”。
此后十年，任景明心有余悸，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在自然大学举办的公开课中，当任景明获悉有媒体参与时，他仍有些忐忑。
不过，公开课后，任景明还是接受了两家媒体有关战略环评的采访。“这间接地把我想传达的内容，更广泛地传达给了公众。”他称：“我现在开始期待媒体参与我的课堂。”
“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观点看得过分高大——政府觉得自己是万能的；社会力量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推动环保和社会进步。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需要在比较好的治理体系内有良性互动。”任景明表示。
根据2012年会谈的经验，平机中心负责人韩呈祥认为，当个别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因传媒的作用而比较大时，将会迎来意想不到的与官方合作机会。在这次会谈中，甚至有当地法院的主动参与，这让他们惊喜万分。
在公务员郑铮看来，部分公益人士的观点过于偏激，“他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
“公益组织更倾向于找一些图片，来表达他们的情感。”郑铮说，有时，一些问题是很复杂的。此外，公益组织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但整个社会环境对官方都不够信任。”郑铮的语气听起来颇为无奈。
而任景明所长也认为，他所接触的一些公益组织在情感上有些偏激，“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公务员郑铮意味深长地说：“清水衙门的人最愿意跟非营利组织合作”
郑铮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们不排斥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但是也没有到欢迎合作的地步。”
事实上，郑铮曾利用周末时间，以个人名义，参与过多次公益组织的活动。但他并不会透露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
在公益活动中，他仅能以个人的身份表达想法和情感，他将参加这种活动视作自己工作延伸出来的一部分——“我想了解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如果有下一次邀请，郑铮表示，自己更愿意以个人身份来参加。
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他，进入政府部门后感到，即使他所在的部门气氛相对宽松，但身边也几乎没有人愿意走出来面对公众。
他无奈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成为领导之前，不能轻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别人就会觉得，就你逞能。”
“这就是体制内的环境。”郑铮说。
同时，郑铮还有另一种感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别人不会关心你去参加公益。再说，去了又怎样，考核又不加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参加公益活动本就不是自己的工作范畴，拿出时间和精力，恐怕只有不为生活所迫的人才会参与。”
任景明所长则表示：“盛情难却的时候，会对外宣传一下科普知识。环保部内部的气氛比较开明，但工作太忙了。”
复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彭燕称，政府工作人员以“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婉言谢绝参与研讨会的情况经常发生。
而上述沙龙活动中，那位拒绝录音的环保部官员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距离我退休还有两年时间，我希望能够安然退休。有采访的话，就约到两年后吧。”
郑铮意味深长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清水衙门的人最愿意跟非营利组织合作”。
这一年多来，体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比官员的意识改变都大。在国外，很多官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与公益组织合作，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认识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王名副院长如是说。
郑铮认为，自己已经以专业和积极的态度，与非营利组织沟通。
在首次出席民间公益组织论坛的当天，郑铮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对待数据的态度相当严谨，“必须有据可查，公益组织可以引用我们的数据”。
在他上场之前，恰好有一位教授在其发言中提及“相关部门执法不严”的观点。这个“尖锐的问题”迅速地被公益组织的主持人捕捉到了，她接着用这一问题作了串场介绍。
于是，郑铮在微妙的气氛中登场了。
他随后的发言，主要介绍了单位的执法政策与成果。直到有人提问，“执法是否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困难”时，郑铮似乎被碰触到了“开关”，这让他打开了“话匣子”。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些大楼里的人是干吗的。”事后，郑铮笑着说。
对于与政府官员的良性互动，彭燕也有所感悟：“我们能为政府官员提供案例，为他们与个案搭建桥梁，而他们可以做我们政策、法规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