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因此将爆破公司告上法庭。园区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付强的诉讼请求最终被驳回。这封公函被称为“史上最牛公函”。对此管委会回应称只是“表达意见而已”，听不听是法院的事。（6月28日《新京报》）
在整个事件中，有两个主体之间的问题需要考查。一个是园区管委会，一个是法院。
对于园区管委会的行为，也要分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是管委会作为实质上的政府部门，向法院发送措辞强硬的警告性公函是否涉嫌干涉司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以毋庸讳言，管委会用公函照会人民法院，无疑属于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
第二个层面，园区管委会的这种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主要是基于观念的，还是基于利益的。如果就像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所承认的：“政府之所以介入付强与爆破公司间的纠纷，是因爆破公司放炮是政府允许的，如果爆破公司要赔偿，最终还是政府埋单。”政府如果仅仅基于避免经济损失的角度考虑，虽然其行为依旧是使用行政权干涉司法权，也顶多算是民事主体之间在法律博弈上，一方的越位行为。但是更可怕的是，政府这么做还出于一种理直气壮的“正义观念”。邓中亚说付强，“他在法律上钻了空子，我们政府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付强的道德有问题。“要是还有点做人的基本良知，对人民政府就不会这样！”但对于保护所有主体权益的法律，邓中亚却用到了一个“玩”字，他认为付强在利用法律规则上“玩得滴水不漏”。如果这是政府干预司法的根本观念基础，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认为在司法过程中，还有一个高于法律的正义。为了那个“正义”，可以超越法律程序。而对于法律本身，却是一种“玩”的态度。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另一个考查的主体是法院。正如管委会回应公函“表达意见而已”，听不听是法院的事。所以不论政府一方出自何种动机和原则，采取了用公函干预司法的行为，只要法院不受干扰地独立行使审判权，我们依旧无需担心。这就像无论多么成熟的法治国家都会有法盲，而法盲的存在并不会减弱和干扰到法治的建立与推行一样。所以，事件的结果不决定于园区管委会对法律是什么态度，而是决定于法院对法律是什么态度——是把法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权力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但事实恐怕是后者，因为一方面付强在利用法律规则上“玩得滴水不漏”，一方面管委会却用公函警告法院，但官司付强还是打输了。
依靠法律的靠不上法律，警告法律的却靠得上法律，这恐怕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