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话剧的108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部话剧，能跟“海蛎子味儿”十足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和她的马文才》(以下简称《梁祝》)一样，在短短3年时间，连续进行800多场商演，并且越演市场越火爆。
正是有了《梁祝》的成功，一批经典复制剧目开始大量产生，比如《梁祝2》《梁祝3》《梁祝外传》，也包括大连话剧团的《这里有情况》等，话剧登 陆大连108年之后，终于接上了地气儿，本土民间的“海蛎子文化”与话剧这门高雅艺术有了紧密融合，大连话剧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国内首演《保尔·柯察金》
1904年，大连就开始有了话剧演出，但直到1946年7月，大连成立了旅大中苏友好剧团，也就是大连话剧团的前身，话剧才在大连扎下根来。那 个时期的大连话剧，因为历史原因，与前苏联的艺术工作者有很多交流，因此在演出风格与剧目上，也深受前苏联话剧影响，显得十分洋气。
最让大连话剧人感到自豪的是，在1949年首届全国文代会期间，大连话剧人进京演出了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引起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次成功首演，让全国同行对大连话剧刮目相看。
成功的东西总是容易被人牢记，甚至会成为一种经验被传承。市政协委员、创作研究室研究员秦岭介绍说，随着大连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全国走红， 一大批苏联话剧被大连话剧人陆续搬上了舞台。如1952年排演的《曙光照耀莫斯科》，1957年排演的《哈尔滨之夜》等，这股“洋气风”甚至一直刮到了上 世纪80年代。 1986年，大连话剧团排演的《女强人》再获成功，该剧主演夏君因此获得第九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那个时期的大连话剧，在中国话剧圈内有着“洋气派”代表之称，就连著名的话剧作家田汉，也多次撰文对大连话剧的“洋气现象”进行高度评价。但是 在秦岭看来，大连话剧的这种成功，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演出的这些剧目是好剧目，可离百姓生活实在太远。 ”秦岭说，“所谓的演出也更多的只是演给业内专家看，这些剧目评完奖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大连话剧也因此难以摆脱“业内很著名、民间无人知”的尴尬。
《大船》做尝试大连话剧努力接地气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逐渐被观众所冷淡，大连的“洋气话剧”也没有丝毫例外，除了参加评奖汇演之外，商业演出几乎是一场也没有。大批话剧演员开始离开舞台，转战电视剧战场，骨干演员的离队，更让大连话剧举步维艰。
秦岭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大连还有没有必要保留话剧团。在彷徨与挣扎中，大连话剧开始渐渐褪去往日的“洋气”，想要努力去接地 气儿。话剧《大船》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大海是这座城市的灵魂，远航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大连话剧也开始认真去留意和记录这座城市，希望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到 属于自己的灯塔。
这一改变，也让大连话剧赢来了短暂的辉煌。与《大船》一起，还有《仲夏的早晨》《太平庄》《透过纱幕的月光》等一批本土创作的话剧纷纷面世，这 次大连话剧复兴到《大红楼》出现时为最高潮，这部话剧描写了大连这座海滨城市里，两代码头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冲击，全剧透露出浓厚的码头文化特点，让人过目 难忘。《大红楼》是大连本土话剧创作的一次高峰，但在秦岭看来，非常可惜的是，这次探索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延伸和回应。尤其是在电视剧发展迅猛的当下，大量 话剧创作与演出人员纷纷改行“触电”，即便是《大红楼》的出现，也没能挽回大连话剧没落的颓势。
“大连话”剧《梁祝》受到年轻人欢迎
在大连话剧沉沉浮浮的那些历史时期里，陈晓红更多时候充当的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普通的观众，竟然会成为大连话剧改革过程中的焦点人物。
陈晓红所管理的大连艺隆演出公司，直到今天依然默默无名，但是这个公司所排演的话剧《梁祝》，不仅创下了3年商演超过800场的辉煌，更在互联网的视频网站上，创下了总点击浏览量超过3000万的话剧奇迹。
在陈晓红看来，成功的秘诀其实并不神秘，她只是把大连话剧变成了“大连话”剧，于是就有了观众，于是就有了市场。“大连话特别有意思，它有很多民间幽默在里边，一听就能让人开心发笑。 ”陈晓红说，她最初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请作者写一台描写大连普通人生活的话剧。
抱着这个简单的想法，陈晓红请人写了带有一点穿越与恶搞的“大连版”《梁祝》。当然，在3年前，这台“大连话”剧刚刚上演时，也曾遭到市场冷遇。“我们在人民文化俱乐部租了一间小剧场，演出的前半年几乎没有观众。 ”陈晓红说，“没有观众时，我们也正常上演。 ”
一直坚持了半年多之后，“大连话”剧的生命力才渐渐显现出来，在陈晓红看来，这也得益于当今互联网便捷的传播途径。“有一些年轻的观众，在观看 我们演出时用手机录下了一些视频。 ”陈晓红说，“这些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得到了迅速传播。 ”在网络蹿红后，陈晓红租的那座能容纳100多人的小剧场里，开始出现爆满的迹象。《梁祝》最初的观众群体，也以喜欢上网的年轻人为主。
“看到年轻的网友竟然这么喜欢‘大连话’剧，我们真是觉得有点意外。 ”陈晓红说。为了适应这些年轻的观众，艺隆公司甚至还调整了售票方式，从传统的窗口售票，改为网络团购预订为主。改革后的“大连话”剧，就这样在年轻网友的推动下，渐渐呈现出起死回生的迹象。
“海蛎子”话剧非主流远征
靠着年轻网友捧场，《梁祝》这台剧活下来了，但秦岭并不认为这就是大连话剧的成功。在她看来，改革后的“大连话”剧尚无法摆脱喜剧小品的影子，离真正成为一台话剧，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些带着明显‘海蛎子味儿’的话剧确实吸引来了观众，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大连话剧的生存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没有一部具有代表性的 剧目，来反映这座城市深厚的海洋文化。 ”秦岭说，她不反对话剧娱乐化，但过度快餐式的娱乐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话剧的困境。
陈晓红也同意这种观点，在她看来，“大连话”剧《梁祝》之所以上演3年而不衰，具有很大的偶然与幸运程度，“因为这台剧与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结 合得比较巧妙，所以观众才买账，但我们也不可能让每部剧都达到这种效果，这也就意味着，‘大连话’剧异军突起之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新的改革，将来的结果也 必然只能是昙花一现。 ”
在陈晓红看来，创新不足，专业院团的体制僵化，依然是阻碍“大连话”剧实现更大发展的“瓶颈”。但无论如何，从脱离观众的大连话剧，到俯下身子 的“大连话”剧，这次大胆的改革已经给大连话剧发展提供了一次有益的探索。正是有了这次探索所聚集的底气，今年8月，“大连话”剧开始了一次非主流的远 征。一批“大连话”剧抱团起航，奔赴沈阳、吉林等地的小剧场，就像当年的东北二人转和相声界的德云社一样，踏上了一条草根打天下的艰难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