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庆网消息：对于7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全国美展的印象似乎定格在罗中立的《父亲》。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从时空上看，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村的关注成了对内改革的重要任务。《父亲》作为一种形象载体，或者说是人性关怀，也似乎有些灵魂觉醒的味道，而经历“文革”的残酷洗礼、责任与担当又成了“父亲”角色的社会精神标杆。此作最终成为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因为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可能更多的因素是《父亲》打通了艺术、社会之间的情感关联，在心灵深处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是一种“符号”。
5年一度的国展(即全国美术展览，“国字号”展览)，从目前来看是一个相当“热度”的问题，也是争议颇大的话题。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谈：
展览容量的问题
一个城市已经无法展示全国美展的所有作品，出现了分展区、分画种、多元艺术门类的新景象，对参加入选的艺术家而言，是很荣幸的事情。当然中国美协的压力很大，如何兼顾与包容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和职责。作品多，是不是好事？美术界热闹不热闹，是不是好事？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关键是作品本身告诉你艺术作品是什么。从解放后中国美协会员的人数变化可以看出我们的美术界有多热闹。展览作品数量多，参展人数多，是不是就是真的繁荣，这不是同一个问题。从194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的总共604件作品，到今天一个画种的展件就超越了这个数，如国画近600件，油画近600件。从第一届的一个展区到今天的13个展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当然，人口翻了3倍，学艺术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从艺考可以看出来。数字的变化只是表象，关键还是创作本身。
展品质量的问题
在多元价值取向的今天，艺术品评的标准越来越自由化，什么是好的和不好的艺术作品，话语权是不是在作品本身，还是需要兼顾很多其他因素，如身份、地域、话语权等。这也就是很多评论家所说的“某一类作品多”、“某一类面貌多”的问题。但我们还是相信来自全国的各个专业的专家，相信他们会有慧眼和职业操守把好质量关。我一直觉得：当代艺术不应该当代人去批评，需要时间沉积，是后代人的事情，可能是50年或100年以后。美协等是否需要取消，吴冠中先生健在的时候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心里清楚的是浩瀚的艺术星空最后留存的就那几颗，这个艺术家心里一定也会明白。但有一点，艺术不能太当真，我觉得艺术能生活化一点比较好，就是要接地气。
艺术为何的问题
艺术创作是为谁？自己还是他人？是政治还是国家？是精神还是商业？是生活还是信仰？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回到“国展”本身，谁能告诉一个品评的标准？是艺术标准，还是政治标准，还是意识形态标准，还是个性标准等，这个问题很复杂。宋徽宗时代的“国展”，可能宋徽宗一个人说了算，所以那是没标准也是有标准。“国展”是不是体现了“国家赞助人”的身份和角色，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政治宣传画”和我们理解的艺术创作是要区别开来的。政治和艺术的调和如何来解构，在巴洛克艺术的伦勃朗时代已经遭遇过。艺术到底是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说，但也难说清楚。
作品尺幅的问题
古代作品的尺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现在大多是撑满墙壁，感觉一个个在比大、比气势。像我们各个城市的火车站和摩天大楼，都在比容量和高度，很少比“维度”、“精度”、“深度”等。建完几个月后便“漏水”的现象比比皆是。美术创作是不是这样，每个艺术家心理非常清楚。古人的“咫尺见丘壑”的胸怀似乎少了些。尺幅小的作品未必不好，只是我们似乎觉得“国展”本应该作品要更大些。当然，作品的尺幅大小和作品质量本身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画家的品格问题
这是古今以来争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如元代盛懋和吴镇的问题、张大千的问题等。有些评论家说，“艺术家”花在创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商业操作上的时间多，这个问题本身在当代是悖论。我们没有合理的经纪制、代理制、行会制等，我们的艺术市场还处在浅层次，严格讲，还没形成有序的艺术市场，只是买和卖的关系。艺术家参与到商业操作上，这不是角色的转换，本身便是品格的问题。商业和艺术不是在一个层面的“品”的问题。画家也需要多读书和行路，古人确立的生活指向是有一些道理的，阅历形成哲学头脑。当艺术真的成为生活时，那样的艺术才是鲜活的。西藏的唐卡艺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兰亭序》，王献之的《中秋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怀素的《食鱼帖》等都是源于生活。
艺术品收藏的问题
国家收藏和个人收藏显然是不一样的。自古以来，中国收藏行为和活动便分为公藏和私藏，即官方意义的收藏和民间意义的私人收藏。公藏体现为国家收藏，古代多为皇室收藏，皇家收藏区别于民藏的较大特点是常常带有强权性和掠夺性；私藏指民间收藏，私人或家族收藏。从私人收藏看，兴趣和经济资本是现代收藏的重要基础。价值取向不同，收藏的标准和内容也就不一样。官方收藏的标准与民间收藏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