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派人物那里，演说开启民智与表现自我的价值都很重大，因此，他们如果要将婚礼现场当作发表见解、说服群众的公共场合，以此彰显自己与旧传统决裂的革新气概，并试图影响周遭社会，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
陈凌结婚摄影，《晨报副刊·星期画报》第1卷第44期，1926年7月18日
连环木刻“杨小林”，《中国青年》第5期，1949年3月30日
1917年前后天津的“文明结婚”，甘博（Sidney D. Gamble）摄，杜克大学藏
胡适之到底怎么结的婚，我们原本只了解个大概。
现在好了，2014年胡适早年手稿首次正式公开，2015年又以《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为题影印出版，这是研究胡适与民国社会最为鲜活生动的资料。尤其内中《归娶记》一篇，是出自当事人的原始记录，足以弥补历来对胡适、江冬秀婚礼情况所知甚少的缺憾——《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此可谓一笔带过，其他论述则可能主要取材于《闲话胡适》的记载。正如陈子善教授点明的那样，“《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从中应可窥见胡适当时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
胡适自己认为：“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他在给主婚人之一的江子儁写信时，也称“此次所用婚礼，乃系新式。第一须要新妇能落落大方，不作寻常新娘子态。望丈以此意叮嘱令侄女。……此种事譬如做戏。新郎新妇都是正角色。若正角色不能撑场面，戏便做不成了。”胡适自己对婚礼的仪式感是相当强的，他试图以此向徽州的家人、乡里表达自己对旧礼制的反叛，和对新文化的向往。
婚后两个月，胡适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小姐，宣告“自创了婚礼的仪式”，除了庙见这一点，“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可是在《归娶记》里，却近乎自怨自艾地承认“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这种矛盾的措辞，颇堪玩味。想知道“正角色”是怎么“撑场面”的，还得仔细看《归娶记》。
《归娶记》将“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结婚礼堂的平面图”，而且附有胡适自己总结的所废旧礼七条和遵从旧礼一条，以及长达2000余字的回忆与反思。然而，最引起笔者注意的却是胡适在典礼中设置了一项特殊的仪节——演说。
《归娶记》表明，胡式新婚礼的主要环节是男女双方签署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结婚证书，并授受婚约指环、行相见礼，在与来宾互相鞠躬致意之后，即安排了演说仪节。演说又分两大环节：先是由来宾许怡荪、曹子才、柯泽舟、胡衡卿诸人演说；然后是“正角色”亲自上阵的“新郎演说”。演说之后，礼成奏乐。新郎具体演说了些什么，可惜并没有记录下来，或许就是宣传婚礼改革的主张，证婚人胡昭甫的外孙石原皋就称“主要内容是破除旧式的礼节”，看来《归娶记》后半的回忆与反思应和演说密切相关。
胡适“这个新闻人物，改良旧婚礼，举行文明结婚，在家乡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呀”，“这样别开生面的结婚，闹得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黛瓦粉墙的徽州，不但是胡适的老家，更是朱子、江永、戴震、胡培翚的故乡，地处在群山环抱里，比不得开埠已久的上海滩，早就习惯了“三茶六礼一扫光，一张证书百年好合做全堂”的套路——即便在20世纪初，徽州仍然笼罩在浓厚的礼教氛围之中。年轻留洋“博士”此番婚礼改革的举措大概让乡间一时轰动，议论纷纷。
实际上，此套胡式新婚礼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文明婚礼”的仪节。据徐珂《清类稗钞》所记，清末文明婚礼尚未定型，但社会所习行者已经确立了以宣读证书和交换婚戒为核心环节的婚礼仪式，并用鞠躬替代了跪拜，甚至也包含有主、证婚人致训、箴辞的环节。胡式新婚礼的主要环节都与之相仿；至于主、证婚人没有发言，改为来宾演说，在民国初年的新式婚礼似乎也并不鲜见，唯独新郎演说，则实非当时通行婚礼的必要仪式，确属胡适有意为之。
终其一生，胡适都非常喜爱发表演说，光在朋友婚礼上的演说即不可指数。且不提他最后倒在“中央研究院”新晋院士酒会演讲席上的身影，就是在1949年避居美国他心情最为灰暗的时候，胡适所想到的“我能做”的两件事，除了写文章就是讲演（其实这两者在胡适看来应该说是一件事）。这种对演说的偏好，当然有胡适自身个性的原因，但更与演说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功用有关。
近代中国，演说很早就被冠以“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赞誉，经梁启超等人大加提倡，对社会变革发生着重要影响。演说以及形式上与之较为接近而内容或相对保守的宣讲与读报，是近代中国社会启蒙、文化改良和国民重塑的有效手段之一，即所谓“口语启蒙”。根据李孝悌教授对清末最后十年基层社会的观察，口语启蒙主要在宣讲所、阅报馆和戏园、茶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公共场合的语言宣传突破了文字的障蔽，能够便捷、直接、真切地将精英思想推向广大的民众中去，富于感染性，利于引发涟漪效应。在媒介远不如今日发达的20世纪初，口语传播还是一种相当有力的媒介形式。而陈平原教授则着重表彰了演说在知识阶层的流行与学术影响。在新派人物那里，演说开启民智与表现自我的价值都很重大，因此，他们如果要将婚礼现场当作发表见解、说服群众的公共场合，以此彰显自己与旧传统决裂的革新气概，并试图影响周遭社会，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这也真应了女侠秋瑾所说的话，演说“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
像这种把演说活动搬到自己婚礼上的举动，胡适还算不得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前辈蔡元培也非常看重演说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早在1902年元旦（旧历辛丑年十一月廿二日）开始第二次婚姻时，蔡元培就于杭州的婚礼现场以演说替代闹洞房。不但请宋恕、陈黻宸、叶景范等来访的嘉宾“各以意演说”，本人更讲了一番之所以要在婚礼演说的道理，他开宗明义力陈夫妇之道光明正大，不容谐谑亵笑；然而近世盛行的闹房习俗却反其道而行，不成体统，尽管如此，闹洞房却可能是古人舅姑及夫家族戚训诫新妇的“流传讹变”，未必没有礼义存焉。蔡元培于是宣称：“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子不弃患临，故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绅鞶，永为矜式。”就这样，蔡元培援引古典礼制习俗来为自己和来宾们的婚礼演说作了背书。
传统礼制虽然整体上保持稳定，但一直处于不断微调的状态，微调积累到一定阶段即产生结构变化，降至近代，传统礼制则面临着崩解的命运。诸多礼制当中，婚礼又是特别容易随着社会风尚而嬗变的一种。与丧祭之礼不同，婚礼的主要仪节都是以年轻的壻和妇为中心，现实生活中，这些适龄的男女青年接受新知识，摒弃旧礼仪，无疑是近代社会最为激进的群体。那些反抗包办婚姻、逃出旧家庭的青年固然使得婚礼仪节形如空设，就是那些行礼如仪、按部就班结了婚的青年男女，也绝非对长辈的老礼儿言听计从，而是用行动改造着婚礼。在那权威退场、秩序消弭的时光里，与婚姻有关的礼节仪式似乎成了新派人物最有话语权的场域。作为婚礼的主角，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和自己婚礼的主办方——通常是他们的父母——来讨价还价，有些甚至同时充当起主办方的角色，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赵元任和杨步伟。而像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则借助在婚礼中植入演说的环节，发出了新时代的宣言。
目前还不清楚近代新式婚礼采纳演说环节尤其是新郎演说的比例有多高。民国时期一些方志比较详细地收录了各地礼节风俗，明确提到演说的未占多数，少数如河南信阳县志有“民国成立后，……新郎、新妇相向鞠躬，向主婚、证婚、介绍人三鞠躬，向来宾等均一鞠躬，分别致演说词、贺词，礼毕宴客”的记载，但一来此处文字相当含混，不清楚何人演说致辞，二来这些方志资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近代礼制的实况，仍不能令人无疑。礼书的制定虽时与现实脱节，但也可反映出社会意识的某种趋向，北洋政府礼制馆、礼俗司推出
的《婚礼草案》基本上从《朱子家礼》《大清通礼》演化而来，能容纳的新风气相当有限；国民政府1928年《婚礼草案》废弃传统模式，革新较多，其中设计了“证婚人致箴词”、“主婚人致训词”、“来宾致贺词”和“主婚人致谢词”的仪节，尽管形式接近，但毕竟只提及致辞而没有明确演说的地位。报刊文章则相对鲜活，也较为贴近实际，1905年8月17日上海《时报》报道了马相伯、穆湘瑶、沈步洲在一对新人婚礼上的演说，他们三人既非介绍人，亦非证婚人，可见确是来宾演说。也有一些文明结婚礼式单登在报纸上，其中将男女宾演说列为仪节，向大众推荐。近代报刊上还刊登过一些婚礼演说文辞，多是被认为有超乎具体婚礼之上的蕴意才转为文字发表出来，等于是新闻媒体的发达放大了演说的声响，可是这些有特色的演说却未必是普通婚礼演说的常态。而且，各种资料都很少提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新郎演说。倒是有人仿照新郎演说口吻拟了一首“致辞”登在报上，大概是嘲讽新郎演说过于俗套，毫无实质内容，又翻不出什么花活。这个恶作剧或可映衬出一般婚礼演说的常态，其文曰：
我看见了她，
我喜欢她，
我希望我不要爱她，
但我终于爱了她。
我曾向她求婚，
她不答应，
她只是不答应。
我吻她，
我拥抱她，
我们更胆大……
我们都怕，
于是我们结婚了。
相较于新郎演说，新娘演说的实例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只存在于通俗小说之中的话。不过，一位曾和周恩来等人共同赴法留学的进步女性的真实个案值得稍稍提及。1917年，24岁的郭隆真被骗回河北大名的家里成亲，她非但抛出了不穿嫁衣、不坐花轿、不拜天地的三不主张，而且在婚礼现场侃侃而谈，鼓吹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抨击包办婚姻是妇女的灾难。一番落落大方的言辞，震慑住了质朴的乡民，唬得谁也不敢闹洞房。而郭隆真也昂首阔步，砸烂夫权枷锁，奔向了革命。这似乎提示我们，如果是顺利进行的婚礼，很可能极少会有新娘出风头去演说。
绝妙的演说能为婚礼锦上添花，聪明的演说者绝不肯抢新郎新娘的风头。《星期画报》1926年7月18日对陈西滢、凌叔华婚礼的报道，给予演讲人胡适很大的篇幅：
陈西滢君、凌叔华女士于本月14日在协和礼堂举行婚礼，胡适之博士证婚。陈君为“闲话”老手，凌女士为创作名家，可谓珠联璧合。当日胡博士演说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闻者皆谓为结婚哲学。闻是日行婚礼后，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席未终，而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结婚哲学家”胡适之博得了在场嘉宾的赞许，当然也懂得掌握分寸，而报社记者不消说更清楚谁才是主人翁。那年头报纸篇幅紧凑，照相纸珍贵，寻常婚礼报道，顶多放一张新人倩影，哪怕那演讲的是胡博士，也不能抢风头。笔者闻见不广，目力所及可算作婚礼演说图像的，只有革命刊物《中国青年》所刊登的木刻版画，有表现毛主席像下的婚礼上村干部讲话的一幕。这意味着婚礼已经步入另一个时代了，只不过“男耕女织”照旧。
前已言及，婚礼改革的过程之所以会有演说介入其中，是受演说在近代中国强有力的社会影响所致。但上文的论述同样表明，演说所扮演的角色仿佛略显尴尬突兀，始终不曾与结婚典礼中的其他仪式完美融合。婚礼演说一方面远未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仪式，即使不少婚礼（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婚礼）上经常会出现这一环节；另一方面也远未成为婚礼定式的组成部分，至少从正式的礼制设置来看，都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环节。演说确实符合陈平原教授所划定的边界，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但却很难提升为一项礼仪活动，特别是在婚礼当中。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归因于演说与婚礼两造性质的冲突。
首先，尽管如秋瑾所说，演说对于地点没有过分要求，但是演说要想达到不错的效果，则对于场合情境还是有所依赖的。法国史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等宣称：“婚礼可能是私人典礼中最公开化的。”从中国传统婚礼到近代婚礼的演变中，这种公开性的增强趋势尤为清晰。学者邓子琴认为，近代中国以理智替代情宜，以社会联系扩充伦理关系，“故凡行礼，文词益多”，婚礼演说（以及丧礼追悼会）都是中国人团体意识增强的表征。但婚礼又不是完全公共的场合，近代婚礼出席者不限于男女双方的亲属，增添了旧雨新朋，却不会超出社交圈以外。这种浓淡相间、若即若离的人际关系使得婚礼演说难以像一般演说那样任由演讲者施展。演说作为一种公共活动，而非日常行为，其对象多半是面目模糊的陌生大众，如果听众与演讲者比较熟悉的话，那么所谈论的话题要么新颖别致，要么有所保留。如果是私人圈子谈论熟烂的话题，则无法构成演说。近代婚礼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为演说设了限。有一段时间文明婚礼在典礼结束后专门安排了茶话会，以供来宾演说，正是顾及婚礼本身的场合与演说并不怎么兼容。
其次，婚礼上的演说没有太多可供延展的话题空间。绝大多数演讲都会围绕着男女双方和婚姻这一主题，不会漫无边际地发挥。像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把一对怨偶“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第二天还意犹未尽者，固应绝少，就是如同辛亥革命党湖北许学源那般有才把文明结婚与中国古制捏合在一起说得头头是道、“鼓掌之声如雷”的，恐怕也难有几人。浙江名士钱香如有鉴于“近日盛行文明结婚，礼节中每有来宾演说等名目，而演说者往往未及预备，登台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欲罢不能，颇觉难以为情”，遂编成“演说脚本”，开头照例是几句“恭喜恭喜，今天阿猫君与阿狗女士文明结婚”，内容也不脱“把人类结婚的沿革演说一番”。自郐而下，一干人等的演说干脆就弱化，主婚人演说沦为训辞，证婚人演说沦为祝辞，来宾演说沦为贺词，新人演说沦为答词。
最后而且最根本的，就是演说与婚姻的关联度天然就低，婚礼演说可谓是强行插入，并不属于仪式中不可或缺环节，漂亮的演说算是搭头，蹩脚的演说成了累赘。评论家罗敦伟对婚礼演说的定位似乎显得图穷匕见：“高兴的时候，大家来演说，或者请新妇演说，开开心，说说笑话，都是可以的。不必拘定一定的格式，大家总需尽意快乐。”他是连一夫一妻制都要取消的人，何况婚礼及婚礼演说，他觉得只要唱戏跳舞变魔术就好了。许多时候真是不必演讲即可成婚。就像杨绛创作的那场弄假成真的婚姻喜剧：周大璋、张燕华两家亲戚恨不得赶紧把他俩摁倒跪下就算成了亲，连喜酒都顾不得吃，掉头閧然退下，哪儿还有心情讲什么话！
说到底，婚礼虽然与你侬我侬的情感有关，本质上却是男婚女嫁的“仪式”。回到中国语境，我更愿意使用“礼仪”这一概念。礼仪当然以意义建构为指归，不论这种意义是神性的、制度的、伦理的还是纯粹感性的。不止于上述超越性的建构，礼仪还承载有历时性的意义，建构着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当前生活与古老文化经由礼仪而获得连接点，礼仪的意义因此拥有了历史的向度。礼仪在变与不变中保持着平衡。过度强调礼仪的当前色彩与现实功用而忽视其历史关联，将会打破这种平衡。近代婚礼在礼制未定的阶段可以暂时吸收演说作为仪式之一，借以凸显其改革色彩，但最终没能够妥善安置这演说的环节，除非婚礼的特性发生改变。
社会发展可以形成凶猛的势头，而礼仪变迁也自有其不可逾越的涯岸。毕竟，礼仪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强制改造，人家说不定来场演说之后便逃婚！
契诃夫笔下的扎波依金，是个善于在婚礼、葬礼和随便什么场合发表演说的油子，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人才”极其稀缺。与寡淡生活相伴的，不免是含糊的婚礼和蹩脚的演说。邹韬奋娶叶复琼时，不但自己闹着要演说，又勉强新娘演说，更强迫岳父也非演说不可。难为他“岳父是百分的老实人，生平就未曾演说过，他自问实在没有在数百人面前开口说话的勇气”，不得已迁就年轻好事的邹韬奋，“在行礼前的几天，就每天手上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十个字的短无可短的演说词，在房里踱着方步朗诵着，好像小学生似的‘实习’了好几天。可是在行礼那天，他立起来的时候，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勉强说了三两句答谢的话就坐了下来”！邹韬奋事后回忆，颇为自责，懊悔自己受可笑的“维新”心理驱使，竟把这样的难题给苦命的叶氏父女做。他1926年再婚时，不知道有没有安排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