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上出现了十分有趣的一幕。音乐会的上半场平安无事，下半场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应。
按理说像大卫-朗这样曾获得过普利策奖、堪称当代极简主义风格急先锋人物的作曲家理应引起在场观众的极大关注，但显然，“对十秒钟的音乐片段进行不断重复”的极简风格作品让许多人措手不及，从最初的新鲜、疲惫、沉睡直至愤怒。这样的情绪在最后一部作品，迈克尔-戈登的《重写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演奏过半时达到了极限。一位中国作曲家竟中途愤而离席，退场的脚步声与不断重复着的音乐旋律形成鲜明对比，仿佛道出了在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事后一些音乐行家也说，这样持续数十分钟的“嗡嗡声”令他们难以忍受。
这场音乐会的指挥胡咏言显然意识到了发生的一切，他在微博上予以反击，表示极简主义虽然有永无止境的重复，比如大卫·朗的那部作品一个音乐动机在20分钟的时间内重复了249次之多，但从整体来看音乐就像是你天天见到的一个孩子，任何时候你都觉得这个孩子与前一天甚至前一周毫无变化，但10年之后他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简主义作品亦然。胡咏言还从专业的角度剖析了戈登的《重写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他指出这部作品的每一次重复都是升高了半个音调，并质疑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的耳朵都没听出其中奥妙。
至此，事情变得讽刺了，这似乎回到了一个最初的问题，音乐到底为谁而作？很显然，有相当一部分作曲家在不断进行着技术创新的同时，忽视了观众耳朵的感受，甚至不同流派的作曲家要想相互之间“听懂”对方的音乐也需要做大量的功课，他们在为听众与音乐之间那堵墙添砖加瓦的同时，也为音乐这门艺术的发展又多添了一个未知数。
从一个纯听众的角度而言，那一晚戈登的《重写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确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体验，仿佛在现场看到一个熟人似是而非的身影，如果贝多芬生于1940年，也许他的第七交响曲就是这个样子吧。创新的体验和启发，正是我认为现代音乐的一大功能和存在的合理性之一，但舞台下观众的反应让现代音乐“不好听”这个观点裸露于所有人面前。不过这场音乐会做到了激发思想的火花和引起观点的碰撞，意味着不同的声音需要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