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的电视相亲节目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有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安徽卫视《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东方卫视《百里挑一》等。浙江卫视几乎是复制了《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赛制，之前每周播出一期《为爱向前冲》，尝到收视高涨的甜头后，浙江卫视从5月28日起下猛药，连续13天推出特别版《为爱向前冲》，请来富有争议的女嘉宾以及性节目主持人万峰坐镇，火拼《非诚勿扰》。而安徽卫视则是将原来的《周日我最大》改成了母女一齐上阵相亲的《缘来是你》，安排在周日晚间播出。由于这些节目格调低下，庸俗媚俗，引起观众强烈不满。
可是，电视台出于对收视率的考虑，仍然照办不误，一时间，电视上天天是相亲节目。他们拼的已不是交友的成功率，而是谁的话题更生猛，谁的嘉宾更出位。“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马诺、“非豪宅男不嫁”的朱真芳都因为出位言论在《非诚勿扰》走红，但这两个人相对于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的嘉宾，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为爱向前冲》既有家里有两辆法拉利，声称要“娶”男人的富家女盛凌云，也有自诩“文采超过张爱玲，美貌赛过范冰冰”的“祖德妹”贺应明，足以看出节目组的“精心”挑选。
相亲节目公然宣扬拜金主义，把低俗当通俗，偏离了媒体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原则。更严重的是有些节目涉嫌对嘉宾身份造假以及幕后操作。相亲节目本应关注爱情，解决婚恋问题，但为拼收视率而进行造假，并且对参与者进行人身攻击，已经跌破了专业的底线，触碰到了媒体伦理和职业道德的红线。[1]近日广电总局对相亲节目下发整改通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先后对相亲节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笔者认为，办好电视相亲节目一定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在服务上狠下功夫，缺少诚意的节目就莫要骚扰观众了。
一、以诚相待，做好服务
电视节目长远的生命力在于真诚和真实，应该老老实实做好服务工作。相亲节目不是选秀，更不是炒作红人，节目为适婚男女青年提供相识和交往机会，体现了电视媒体的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只有“坚持走真实交友的路线”，才能吸引观众。应确保嘉宾身份的真实性，节目组可通过电话核实、分区面试、短片拍摄、后期制作的四重“保障”。针对特殊职业嘉宾，如演员、模特、主持人、艺人等，节目组要有严格的审核标准，确保参与嘉宾是真正具有交友需求，而非以出名、作秀、炒作为目的。[2]不能只考虑娱乐性而请演员或动机不纯的人来表演、造假。比如有观众指出，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那些有貌有才、伶牙俐齿的“剩女”，真实身份不是模特就是演艺人员，都是导演组为了求得高收视率和节目效果刻意安排的。[3]相亲本身是非常好的电视节目题材，因为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婚恋和交友的需求，通过适当的节目包装完全能够编排出既真实又精彩的节目。真实是一档节目的灵魂，而只想着靠几个“拜金女”、“钻石男”“祖德妹”之类的噱头来吸引人，不仅造成节目的短命，而且降低媒体的公信力。
二、摆正导向，提升素养
电视节目暗含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着极大的教化意义和示范意义，它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丝毫马虎不得。一些电视台为了收视率，淡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用庸俗的节目和粗俗的言语吸引观众，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当下，广电总局及时叫停此类节目，才遏制了这股低俗之风。媒体应该加强自律，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电视相亲本来是一部“好经”，既可解决一部分人的终身大事，又可丰富电视节目，为大众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只是当下一些“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任由一些素质不高的嘉宾在台上信口开河，将自己的一套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通过电视节目传播开去。电视的受众面非常广，且影响度极其深，一期节目的灌输可能比学校老师一年辛苦教育还来得快，容易给涉世不深的青年以误导，混淆是非。[4]比如说那个在“宝马车里哭”的拜金女，在私人空间里怎么阐释她的观念没人管。
但是在电视里当场炫富，以貌取人，公开宣扬“拜金主义”、“门当户对”等一味追逐物质的不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需要问问幕后的编导们该有一个怎样的社会责任和担当？难道媒体也要不顾一切向社会推销“把肉麻当有趣，把无耻当做叛逆，把搞怪作为时尚”的价值观？以此来博得出位、吸引眼球、增加收视率，对传统道德、价值观作挑战或颠覆？如今多家电视台蜂拥而上当红娘，更值得思考。虽说一个马诺遭到封杀，但是“马诺的思想”经过大众传播在不断激荡扩展，就不是“封杀”能解决的问题了。[5]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精神生活的大背景下，媒体应当向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信息和价值观，捍卫公共道德，促进社会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永葆节目的活力。
三、把握尺度，力戒低俗
观众对反常的元素兴趣较大，对中规中距的内容则没有太大兴趣。没有“低俗”内容观众不愿意看，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低俗本无内容之分，而在于其表现形式。如果能处理好所谓低俗、敏感因素，节目就不会遭人唾弃，而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使本来很搞笑的东西变成低俗。最典型的例子是《康熙来了》。《康熙来了》是台湾地区如日中天的一档娱乐节目，收视率很高，蔡康永和徐熙娣二人一唱一和，节目尺度大，主持人和嘉宾都会爆粗口，嘉宾的初夜可能被提及，甚至小S在节目中还要查看周杰伦的内裤。按常理来讲，以上元素足以被视为低俗，当然，《康熙》在这类元素上也有跑偏的时候，但能让观众接受，制造出奇妙笑料的情况同样不少。这关键在于整个节目的尺度把握非常到位，蔡康永会在最合适的时候把小S拉回正题，节目编辑也会把粗口消音，一些很敏感的问题貌似触及底线，但事实上只是蜻蜓点水，做做效果而已。[6]
四、创新形式，丰富内容
眼下，国内的电视相亲节目大都是通过演播室面对面的形式进行。节目形态的效仿或“克隆”之风极盛。应该注重各节目的创新与改良。现在，一些电视台的相亲类节目正在改版，相亲节目不仅由女选男变为男选女，并且重力推行同城社交、博士专场等，力求不仅承载相亲的服务功能，还能变成一个可以经常联络的社交圈。“在满足需求的大逻辑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节目内拓展到节目外，从电视里拓展到生活中，来大大挖掘节目的内涵与外延，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物特点，来增强节目的可看性。美国的一档电视相亲节目叫《平民百万富翁》，讲一个单身贵族从一大群女性追求者中筛选，最后剩下一个。最后关头该女子被告知，她追求的百万富翁非但不是富翁，而且是一个蓝领工人。如果女子依然愿意追随，节目组便爆出最后一个惊喜：他们将被奖励百万美元，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节目是事先录制的。这个节目被认为颠覆了先前的拜金主义，受到好评，收视率也颇为成功。[7]像这样富有创新意识的节目值得借鉴学习。
五、建章立制，限制播放
通过国家立法限制低俗电视相亲节目。我国至今还没有“广播电视法”或者“新闻法”，限制低俗电视节目方面的条例更是没有。电视传播是世界各国加以控制的资源，具有显著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和舆论宣传功能，又具有强大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公益功能，还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和产业经营功能。由于特殊性，不少国家针对电视媒体专门出台法律，像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都立法对低俗、色情现象进行限制与处罚。1934年，《联邦通讯法》确立了“公正原则”和限制“不体面节目”的原则，后通过的《节目指导原则》和《有线电视消费者保护和竞争法》制定了限制播出“不体面题材”的条款。英国《广播法》规定电视不得含有违反良好品位或违反礼仪的内容、鼓励煽动犯罪的内容、导致混乱或冒犯公众感情的内容。《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标准》对可能发生的低俗不雅、色情现象进行了限制。韩国《广播法》规定电视不应助长犯罪、不道德行为，不应助长对健全的家庭生活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消极影响的淫乱、颓废、暴力等现象，同时规定了监管机构及其职责。[8]
六、建立机构，加强监管
应设立专门的机构对电视传播进行直接监管，并且这些机构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是作为独立的行政机构对商业广播电视进行管理的，其委员须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FCC若发现某电视台违反规定，就可以对其处以罚款，或吊销其执照。我国从广电总局到省级广电局大都建立了广播电视收听收看中心，但是中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此外，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监管低俗电视节目。除了立法限制和专门机构监管，行业协会组织对于制止低俗电视节目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的行业协会在约束、监管低俗电视节目方面的做法很值得国内主管部门借鉴。行业协会是指媒体内部建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其作用是制定行业道德规范、捍卫行业利益、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对低俗电视节目的制止体现在对节目的品位提出要求，禁止低俗不雅内容。韩国新闻协会、广播编辑人协会制定的《新闻道德实践纲要》规定：“记者报道性犯罪、暴力等违法行为、非伦理行为时，不得突出选择报道淫乱、残忍等内容，不得搞低俗的描述”。从道德行为的角度对低俗电视节目进行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