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两地分居现象历来已久，中国古代就有“牛郎织女”的动人传说。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两地分居也随着有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从写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以寄相思之苦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委婉缠绵的爱情，到革命年代一切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宁愿牺牲个人幸福的“两地书，夫妻情”，这些两地分居现象大都是因为现实状况被迫分开。虽然如此，他们的爱情却是经受住了空间与时间的考验，愈发弥足珍贵。
中国周末夫妻激增现代小夫妻更接受两地分居
两只豪猪，因为天气太冷，想以身体靠近取暖，但一方的刺扎到另一方的身体时，大家都感到疼痛难耐，只好分开。可是天气越来越冷，为了取暖，它们不止一次尝试靠近又分开，如此反复多次，终于找出不会刺到对方，又能取暖的恰当距离。用这两只豪猪的故事来比喻夫妻之间的距离再恰当不过，太接近了容易伤害到对方，太远了，感受不到对方的关怀，最好是有点粘又不太粘。
然而，在那些物质生活水平不发达的年代，夫妻间为了能缩短距离在一起，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有的甚至在千辛万苦之后还是过着“牛郎织女”的日子，一个月见一次，一年见一次。虽然饱受相思之苦，但这种距离酿出的爱情美酒却愈发浓烈醇厚。像许多事物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夫妻两地分居现象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末夫妻”、网上对话、可视聊天，当初的“牛郎织女”们怎么也想不到，如今这个时代的爱情方程式有了如此多变幻莫测的注解。
其实不管是“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备受煎熬的时代，还是刻意营造距离的“周末夫妻”时代，相爱的夫妻双方都会为了爱情持久不变，为了家庭幸福美满作出自己的奉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代表人物：潘先生
结婚四年只见了四次面
退休在家的潘先生祖籍缙云，现和爱人胡女士住在丽水市区。“那个时候要调到一起，真是太难了！”说起当年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潘先生记忆犹新。
潘先生的过去，可以用辉煌二字来形容：1964年，潘先生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学的是加速器专业，属于国家尖端科技。当时潘先生担任班长、团支书等职务，在学校里是佼佼者。1969年，28岁的潘先生从学校毕业，与在缙云某小学当老师的初中同学胡女士结为夫妻。
1970年，潘先生面临分配，本来要分到甘肃，在潘先生的强烈要求下，学校算是对他额外照顾，将他分配到离浙江最近的武汉某造船厂。这其实与潘先生所学专业并不对口，“这是我第一次改行。”虽说是最近的，但潘先生每回一次老家都得花上三天，而且当时规定每年的探亲假只有12天。因此在结婚后的四年里，潘先生和爱人只见过四次面，爱人到武汉两次，潘先生过年回家两次。
因为两地分居，潘先生夫妇俩没有安置婚房，潘先生回家探亲时，住的是爱人学校的集体宿舍。潘先生所在单位条件稍好些，爱人来探亲时，单位有专门的探亲宿舍，而不必挤在集体宿舍里。探亲假结束，又必须从探亲宿舍搬出。“那时候探亲，真是既想又害怕。”潘先生记得有一次乘火车从武汉回老家，车上人多拥挤，潘先生就站在两节车箱连接处，动弹不得，一直从湖南株州站到金华。“当时火车都是慢车，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因为路途艰辛，潘先生格外珍惜探亲的机会。“春节我们有三天假期，还有12天探亲假，加起来有半个月的假期，另外路程按远近还给你加上适当天数，武汉到浙江要三天，这三天是不算在假期内的。因此如果能在两天内到家，我就赚了一天，若延迟一天到，我就得倒贴一天。哈哈哈！”说到这，潘先生忍不住为自己的“精明”高兴起来。
“那时大学毕业夫妻两地分居的特别多，夫妻俩能在一起的很少。大家都这样也就没觉得苦，而且我们还不算最苦的。”
在那个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与亲人最多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打电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打长途都要跑到邮局去打。“记得当时话费是一分钟七毛钱，而我每月只有40多元工资，因此没特别重要的事一般都是写信。”在武汉四年，潘先生也就是在最后一年因为调动与妻子通了几次电话。1972年，潘先生错过了一次可以将妻子调过去的好机会，以后由于受各方面限制，妻子的调动越来越难。1973年，由于妻子一人要带两个孩子，负担加重，为了家庭，潘先生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到丽水，结束了两地分居的艰苦生活，在某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一干就是二三十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代表人物：章先生赵女士
社会竞争使两地分居多了些无奈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交通通讯事业发展迅速，两地分居的人们比前些年代的人们又幸福了许多。想听到对方声音，一个电话就行，有手机后就更方便了；想见对方，高速公路、飞机、特快列车，供选择的交通工具很多。然而，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竞争与压力。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两地分居的人们也就多了些许无奈。1988年，在丽水市某单位就职的章先生在妻子的支持下，到深圳谋求发展。夫妻俩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初来乍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让章先生心头产生了一种兴奋与恐惧的复杂情绪。开头第一年，章先生觉得没在所在企业干出什么成绩，过年也没有回去。接下来几年，章先生的工作渐渐上了轨道，也打下了一定基础。因为双方工作都较忙，夫妻俩一般只在节假日团聚，平常两三天通一个电话。深圳毕竟是特区，章先生鼓励妻子出来。当时他们的儿子刚小学毕业，夫妻俩准备把儿子送到深圳读初中，那样妻子也一起调出来。但后来由于户口原因，儿子错过了读书机会，只能继续留在丽水。无奈，为了孩子，妻子也只好留了下来。
“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毕竟不好，我在深圳生活没有规律，妻子每次来看到房间凌乱不堪，一边责骂一边心疼。我不可能回去，只好她调出来，但机会很难找。她在丽水单位也不错，不想放弃。为这事我们真的很苦恼。”
那时电脑还不是很普及，电话成了夫妻俩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章先生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花在话费上。但两地分居的日子也同时在折磨着他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妻子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出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夫妻俩还是在丽水与深圳两地之间奔波，对于未来，他们不敢多想。1998年，儿子要考大学了，章先生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不回去，这个时期关系儿子的一生，自己尽不到做父亲的责任；回去，这十年等于白干，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苦苦考虑了两个月，家庭的重量超过了事业，章先生毅然返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