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余某自1994年至2004年期间多次因“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到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其间，余某与妻子因感情不和结束婚姻关系。2004年住院治疗后，余某病情稳定。2009年5月，余某与顾某登记结婚。婚后，余某女儿小余与余某、顾某共同生活。 2009年12月，余某因情绪紧张、焦虑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2011年1月，余某再次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住院治疗后情况好转。2011年12月，余某因心源性心脏病等去世。2012年6月，余某之女儿小余向法院申请确认余某与顾某的婚姻无效。
[评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小余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是本案中余某所患病症是否属于婚姻法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笔者认为，小余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余某的病症虽然属精神病，其结婚行为在未发病期间完成，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就高度遗传性而言，余某与顾某婚后未有生育子女的打算，故亦不影响婚姻关系效力。
1、小余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小余系余某的女儿，在余某再婚后一直与余某、继母共同生活，虽然父亲在世未提出异议，但并不表示对该项权利的放弃。根据我国婚姻法解释相关规定，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申请婚姻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无效。如果婚姻当事人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一年内依法提出申请。小余作为本案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在父亲去世半年后提出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本案的适格主体。
2、余某所患“双相情感障碍”不宜认定为“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本案中余某多次入院诊疗，呈现狂躁和抑郁两种类型交替出现的病症。余某的结婚登记行为是否在发病期间，因余某已经病故，无法对余某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但结合余某治疗时间、治疗效果、门诊随访病历来看，余某自2004年起病情一直处在稳定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自主生活，并正常参加工作，外出休闲旅游，毫无发病症状，故足以认定余某在登记结婚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高度遗传性问题，余某与顾某未生育子女，从根本上避免了将该病症遗传给下代，符合法定婚姻的各项构成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