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主笔 李伟
“不要怕”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上的沁园村是一片石库门小区，外墙被刷成黄色，窗台上摆满了鲜花，每户都有天井和阁楼。小区门口的铭牌上提示，9号楼曾是影星阮玲玉的故居。但很少有人知道，出版家邹韬奋也曾住在沁园村的22号。并且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处居所。
房屋的主人，是生活书店浙江金华分店在上海的同事毕青的哥哥。1944年2月，韬奋先生的病情恶化，日军谍报机关已知道他在上海治病，派出特务四处打探。如果继续住在医院里，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生活书店的同事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他转移到新闸路沁园村(现新闸路1124弄)22号隐居。
毕青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冒很大的风险说服亲属，挤出一个亭子间让韬奋住。韬奋搬去后曾对毕青说：“这一下我放心了，住在医院里不免提心吊胆。” 但韬奋先生只在沁园村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更加严重，便转移到了现在岳阳路190号的原上海医院，并在那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1943年2月，韬奋先生为了治疗耳病，从苏北抗日根据地秘密回到上海看病。一年前他在广东隐蔽时，耳病就已发作，常伴有脓水和血流出。
在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东升里(现复兴中路407弄)1号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韬奋的二妹邹恩俊。
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务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韬奋先生的老搭档徐伯昕后来回忆说。
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这时韬奋的长子邹家华(原名邹嘉骅)、夫人沈粹缜先后来到上海。邹家华住在蒲石路二姑家里(现长乐路786号)，他一面到医院照顾父亲，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学继续上高中。
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已经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 18弄10号)继续治疗。这是戴笠亲信丁伯雄开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差不多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在病床上，邹韬奋仍在考虑国家前途。1943年10月，他把自己反复思考的一些问题，口述出来，请在场的同事帮他记录。这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国事的呼吁》。邹韬奋希望，“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最后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11月间，敌伪已风闻邹韬奋在上海治病，照料他的曾耀仲医生也被三番两次传讯。他不得不连续转换医院，先是从格罗疗养院搬到海格路与善钟路口的瞿直甫医院(现华山路第五小学)，不久又从瞿直甫医院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德济医院(现延安西路地段医院，和平路15号)。
1944年，是韬奋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他就开始撰写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他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用更多的笔墨控诉国民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打压，对文化事业的迫害、摧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五万多字，写到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未及展开便无法坚持下去了。按计划，他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运动史》。
此时的邹韬奋对于国民政府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曾在1942年去苏北根据地时说：“我毕生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个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
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沁园村毕青的哥哥家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在祁齐路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现岳阳路190号，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为安全起见，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韬奋先生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此前9年在鲁迅先生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曾发表最简短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他当年未必意识到，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对他自己也同样适用。
韬奋先生身后所获评价极高，他甚至成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郭沫若的挽联即写道：“瀛谈百代传邹子，信史千秋哭贾生。”最高的评价则见于革命的名义，毛泽东对生活书店的柳湜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生活》：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1926年是邹韬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韬奋与沈粹缜完婚。婚礼就在上海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酒家。邹韬奋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这花去他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婚后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他们先后换了几处房子。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他们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后一共6年，小女儿邹嘉骊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住房作为邹韬奋故居保留了下来，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底层是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与几张沙发，东墙挂着近代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先生先母画像。二楼是卧室，卫生间内摆放着白瓷的浴缸。一、二楼间的亭子间是邹韬奋的书房。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转租给了生活书店的员工。邹韬奋喜欢看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跳舞。据语言学家周有光后来回忆，他们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妻子沈粹缜后来说：“那时曾经来过我们家里的韬奋的朋友，无不交口称誉韬奋的家庭充满了和煦、温暖和幸福。时隔四五十年以后的现在，我当然懂得在这褒词之中也还含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韬奋当时也许还以此引为自豪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