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哪个更“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说，若目前放开二胎，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超过15亿；若今后仍坚持长期不放开二胎，老龄化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哪个是中国难以承受的？肯定是后者。因为前者我们已经走过来了，但后者还不知道怎么走。”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结构与其任期几乎毫无关系。而从现实来说，政策放开还需要考量的另外一个压力是：若直接放开二胎，会有多少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统计难题，它会因选择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又会因受访人的种种顾虑而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
在定量遇阻的情况下，有人试图借助于定性分析。多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正在消解生儿育女的传统功能。“养老逐渐被社保所取代，劳力逐渐被机械所取代，宗族的影响力逐渐被经济的影响力取代。在‘产出’递减的同时，‘投入’却逐渐增加，生儿育女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它越来越成为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经济的发展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按中国现在的经济、教育等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起码是2.4个。而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3个。”
超生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如果我说放‘双独’(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可能很多人‘单独’都放了；我说放‘单独’，很多人可能把二胎都生了。如果我放二胎，可能都不止二胎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决策者会把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正好达到我的目标。”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上述逻辑下，生育政策的放开注定要采取一种“保守疗法”：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置一道“关卡”。
方案的博弈
这道“关卡”怎么设？翟振武说，这种设置既要考虑不造成拥挤效应，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领衔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为期约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调整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从2005年开始，允许夫妇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第二步：在第一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从2010年起进一步过渡到每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为了避免在短期内可能的“出生堆积”现象，方案建议，首先允许35岁以上已婚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每年降低1岁，直到2020年全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该方案的第一步，大体就是目前待产的“单独二胎”方案的雏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翟振武说，以年龄作为生育的门槛，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拥挤效应。“谁到了这个年龄，谁就会抢着生，拥挤在所难免。”二、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有的人过了35岁还能生，有的过了35就生不了了。”
相比之下，“单独”就没有明显的缺陷。“‘单独’是一个婚姻的类别。不管你多少岁，只要属于这个类别，就可以生。所以你不着急，不用在那儿抢。”
翟振武说，这也能保持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以前有个‘双独’，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极少；现在‘单独’放了，覆盖了前一个类别；以后全面放开时，就剩下一部分人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后一类要覆盖前一类，我们把这个叫‘浸润式’的过程，是个‘无缝链接’。”
翟振武说，“单独”方案的论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政治、行政能力、全国地域差异、政策的衔接、拥挤效应、目标总量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要去测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对真实情况还要有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说民众的生育意愿很低，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城市里想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是52%～56%。”
这次政策调整，正好赶上中国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错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说，这次高峰会在2011年到2012年达到顶峰。
对于断断续续释放的试点省份传闻，翟振武说，其实对于国家来说，先放哪个省，后放哪个省，对全国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全国的问题只是我不要‘一刀切’，要分批放。但在批里面，谁在第一批，谁在第二批，对全国无所谓。它不取决于各省的论证报告，而取决于决策者的报告。”
按照原新的说法，调不调整生育政策，哪个省调整，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至于政策怎么调，则由各省人大修改本省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条例》能不能在人大通过，还很难说”。
(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五峰试验
25年以来，湖北五峰县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却没有出现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这或许能给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带来一些启示
文/王秋思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城镇居民刘清正在自家工厂里悠闲地喝茶。儿子庆丰在2004年结婚后，第二年就给刘清添了一个孙女；2007年，又为家里添了一个孙子。儿孙满堂，尽享天伦，刘清觉得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刘庆丰是幸运的。作为宜昌五峰县的城镇居民，他可以合法地拥有两个孩子。在五峰城镇，二胎政策断断续续地执行了9年；而在五峰农村，则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这一政策的实施已经长达25年。
从“一胎”到“二胎”
1981年，19岁的胡金娥在五峰县傅家堰乡参加计生工作，正巧赶上计生工作最艰难的日子——五峰与其他地区一样开始严格执行全国的“一胎化”政策。
为了执行计生政策，胡金娥是“呼哄呵诈”并用，“征收不到罚款，就向法院求助，封土地，冻结财产，杀猪宰羊什么的也都干过。”当时甚至有村民对她放话：“如果你肯把自己的小孩掐死，我就不生二胎！”
“一胎”政策下达的那一年，刘清的大儿子庆丰已经一岁了。刘清心想，还是再生一个比较合适。“一个孩子如同端在手里的一碗油，一撒就没了，不踏实。”于是，1983年，在全县沸沸扬扬的“大结扎”运动中，刘清的二女儿庆怡悄悄地出生了。
按当时规定，农村要征收300元至400元的“二胎多子费”。刘清当时交了200元罚款。
“一胎化”政策执行了三年，迎来转机。1984年7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985年10月，胡金娥在傅家堰乡接到了县政府颁布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暂行规定》：自1986年1月起，全县开始执行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但要求生育间隔在四年以上。
在此期间，包括山西翼城、甘肃酒泉在内的部分地区，也相继获得国家批准，被确定为二胎试点地区，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不过，和其他二胎试点地区不同的是，五峰县的城镇居民也获得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权利。“一些人特别高兴，我们乡里的办公室会计立即就生了第二个孩子。” 胡金娥说。
“当时，80%符合政策的人都要生第二个孩子。许多人担心还没生政策就变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要重点监督生了一胎的夫妇，防止他们还没等到生育间隔期就抢生第二胎。” 现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时任傅家堰区大龙坪乡妇联主任向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