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庆网消息：“鹿鸣书店从我有头发的时候就开起来了。”昨天在鹿鸣书店重新开张的清谈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开场如此自嘲。
鹿鸣书店自1997年在复旦旁边的国权路上开张，两易其址，复旦周边的书店换了一茬又一茬，鹿鸣书店奇迹般地活到现在。去年，因房租到期，鹿鸣书店几乎面临关张危机。这时复旦大学伸出援手，将南区学生生活园区的一处两层小楼作为新店店址，不收租金，按营业额抽取分成。故此，鹿鸣书店得以挺过此次危机，于昨天正式重新开业。
店内墙上裱挂着一份1999年的“读者订书登记”——周振鹤要订《历代职官名录》，杨明要订《中国近代文论选》，还有王雷泉、王振忠、张伟然等人要订的书目，“学者们如此集中在一张纸上，太难得了”，书店主人顾振涛不无得意地说。此次清谈会的主题“万卷古今消永日”，似乎也暗合了鹿鸣书店的“屹立不倒”直至今天。
说起书店这个话题，傅杰与另外两位嘉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与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都有许多故事。
傅杰记得上中学时，大概是“文革”时期，每逢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前，新华书店门口都会贴出广告，上书“明天起开始发售某某世界名著”，然后“就真的有人通宵去排队”，那时候还限购，每人不能超过两种。除了“过节式”买书，新华书店门口平时还会涌现许多换书群众，“就是每人背着一个书包，背着想换掉的书，跟人做‘交易’。比如我就做过一个肯定能让你们笑掉大牙的事，我用一本德国中篇小说选换了一本薄冰英语语法。”
“所以那时候书店营业员有很多人去巴结。因为那时书店很多书是学校订的，你如果跟营业员关系好，可以找他偷偷给你留一本，回头跟学校说，‘不好意思，这书只来了4本，少了一本，再等等。’”傅杰说。
陈子善认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时陈子善在江西农村插队，他在南昌的同学告诉他，新华书店开始卖外国人的书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开始出汉译名著，广播电台里偶然也可以听到贝多芬了。”
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的感触最深。经历过1980年代“什么书都好卖”的黄金时代，1990年代出版业直面市场，“中华书局还不知道市场在哪儿。那时商务和我们一起，都在王府井，一中一西，但商务的汉译名著和新华词典就像常青树，所以逢年过节，商务给员工发苹果，我们只能发萝卜。”
如今又是另一个时代了。徐俊说，2010年中华书局有20%的书通过网络销售，30%的书通过民营书店销售，而在2013年，网络销售已经占到40%以上，“我们这一代是数字时代的遗民，我们下一代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试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对自己的子孙说，‘我们是逛过书店的人’，也是比较悲哀的吧。”
书店在互联网环境下恶劣的生存状况已无需多言。傅杰说起了一段往事。“我想起有一次去拜访施蛰存先生，他说，‘1930年代的生活很好，上午上课，下午去四马路逛逛书店买买书，晚上回家写写东西。’请大家珍惜还有书店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