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某一天，正在意大利阿莱纳（Arone）的私人庄园中享受假期的阿尔贝托·阿莱西（Alberto Alessi），突然接到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的设计申请。此时，正值阿尔贝托为他的家族产业——居家生活用品牌Alessi寻找本季合作设计师，在他助手的办公桌上，像这位美国建筑设计师一样毛遂自荐的人不在少数。之前，几任设计师都因为与Alessi合作，创造出造型惊人、功能独特的茶壶、锅具等居家用品，因而为大众所熟知。换句话说，与这样的品牌合作，是从默默无闻走向设计明星的一条终南捷径。这些申请者对此都心知肚明。
仔细查阅个人履历和设计理念之后，这个照片上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美国建筑设计师引起了阿尔贝托的兴趣。据阿尔贝托回忆，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叫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的建筑师的几张手绘草图，就直觉性地感觉到，“这些色彩斑驳的绘画，虽然构图稚拙，但对总体统一性和细节性装饰的把握却无可指摘，更重要的是其中隐藏一种叛逆。”阿尔贝托再次押对了宝。五年之后，迈克尔·格雷夫斯小试牛刀，为Alessi设计的“快乐鸟嘴壶”（tea kettle）在欧美市场创造了惊人的销售佳绩。这位“纽约五人组”之一的后现代建筑大师，获奖无数的迈克尔·格雷夫斯，因一把小小的水壶而闯入更多人的视野。
明星、导演、时装设计师一炮走红的新闻并不鲜见，但产品设计师也能一夜成名？这背后到底具有怎么样的相似性？
“有的时候，设计界和娱乐圈会露出两张相似的面孔。”台湾知名设计师、设计评论家陈庆凤对设计师能否成为大众明星的解释，代表很大一部分设计师对走红的看法。“在娱乐圈，演员是否能走红，演技固然是重要，但接下什么样的戏，又在什么样的时机下推出，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道理，对设计师同样适用。虽然，设计师的走红并没有娱乐圈那么充满戏剧性和夸张感。”根据设计师自己的看法，自身素质和设计理念决定了设计师本身的实力，走红这件事情却与什么样的品牌合作，或者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拼台展现作品，在大众心理、实际需求呈现出何种状态时推出作品都有很大关系。
把握时机的成名规则
“设计师做的很多功课和努力，大众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有的设计师威望很高，但范围仅仅局限在行业内。”近两年受各大媒体热捧的德国设计师康斯坦丁·格齐克（Konstantin Grcic）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前，他为德国品牌LAMY设计Vivo圆珠笔整整花去了四年时间。“LAMY要求我用原来3/4的材料来制造出一支圆珠笔，绝对是个巨大挑战。”四年时间里，他每天对着圆珠笔冥思苦想，左右摆弄，设计产出的效益也显而易见——直接为LAMY降低了25%的生产成本。但是，设计圆珠笔的成功，并没有让康斯坦丁一炮而红。因为在大众眼中，这是一支再普通不过的圆珠笔，简单到他们根本感觉不到任何设计的存在。倒是他后来设计的ChairOne，凭借类似计算机图形软件中的多棱角几何造型被纽约当代美术馆永久收藏，这才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好设计是一回事情，但要让自己成为设计明星，还得让用户看到你的设计，感觉到你的设计，这是另一回事情。”尽管康斯坦丁对在公众面前成名与否并不特别介意，但他也无奈地指出，是否能成为明星设计师充满不可控制的“偶然性”。
“这种‘偶然性’不仅意味着设计师必须打破常规，而且要让消费者在心理上感到震惊并且能够理解。”在《现代工业设计史》作者、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对设计师一战成名的解读中，用户的心理学被放在首要位置。他以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举例。“这是一个大工业时代，人们对工业的兴趣已经普遍超过了原来对精美手工艺品的。水晶宫这种模块化，在工厂内生产零件，在当地组装的建筑，是惊人的发明，在视觉上带来震惊的同时，却也没有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审美范围。”
再回溯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快乐鸟嘴壶”，之所以问世之后多年保持大红大紫，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在家居生活中追求快乐的需求。当时，迪斯尼文化不仅在北美风行，而且在欧洲大陆迅速蔓延。迈克尔·格雷夫斯之后为迪斯尼设计过酒店和产品，这正说明他深谙如何用略带卡通造型的产品取悦消费者。人们看到原本呆板的水壶突然拥有了如迪斯尼卡通人物一般的造型，又怎么能不被撩拨起消费的欲望？
设计界的另一个经典例子，1966年科隆家具博览会上，艾罗·阿尼奥（Eero Aarnio）凭借其设计的一款和太空舱座椅有着相似造型的球椅，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球椅的设计创新，在于它让家具告别了由支腿、靠背和节点构成的传统形式。“请注意它的另一个时代背景，1965年3月和6月前苏联和美国的宇航员分别完成了太空行走。在那个时代，任何与太空沾边的产品，都能让人们眼睛发亮。”王受之认为，艾罗·阿尼奥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能直接让人联想起太空。“他用的是塑料这种新材料，与当时流行的自然纹理木材相反，鲜明的化学染色的人造材料使对太空充满着幻想和憧憬的人们，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