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他说，就像吃饼一样，虽然在3G上我们没有吃饱，但有了它打下的基础，在下一代通信技术TD-LTE上，中国就已经赶上了国际同行。
不过，即使如此，在芯片、测试仪表、模具等关键环节，中国企业与海外厂商依然还有明显差距，亟待政府在产业链层面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
在谢大雄看来，目前中国产业关键领域获得的支持仍然不够，政策的扶持仍然有限，而且资源非常分散。“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集中突破，比如芯片，比如发动机，如果它们解决不了，后面整个产业链都会遭遇发展的瓶颈，都会出现受制于人的大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在每个关键领域扶持几家真正有竞争实力的行业，进行持续地扶持，“看准哪个企业的技术比较好，就要持续地支持，直到它实现大突破，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提升。”
专利战是生死无情的血战
除了技术封锁之外，海外巨头也在不断通过设置技术、贸易乃至政治壁垒狙击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近两年来爆发的专利战争中，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频频“中枪”的原因。
“放眼全球通讯市场，现在到处都是知识产权诉讼的硝烟。”5月3日，王海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他的身份是中兴知识产权总监，担当这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经营与诉讼已经超过10年。
王海波说，在此之前，设备厂商们往往会通过向竞争对手交纳专利许可费，以快速进入特定市场。可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不断扩大专利池，并进行频繁的专利诉讼，延缓甚至阻止对手进入自己的战略市场，已逐渐成为新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
自2010年开始，全球通信产业在短短1年多时间中已爆发数百起诉讼，其中，各巨头已经形成让人眼花缭乱的诉讼链条，各公司互为原告与被告，甚至同时既是原告也是被告。
而这些诉讼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是在关键时间、关键地区以针对性的诉讼，遏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布局，或是以同样的手段反制对手，进行市场利益的兑子交易。
2011年4月，在中兴快速扩张欧洲高端市场份额过程中，爱立信就在中兴的欧洲手机销售重镇——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分别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数项专利权，中兴通讯随后在中国提出反诉。
一位知识产权界人士说，专利战发端于通信、IT、互联网等科技创新最集中的行业，但已开始向所有实业及虚拟经济领域扩散，并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最为严厉的欧美向更广泛的区域扩散。
只不过，在通信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竞争显得更加集中，胜负的筹码和代价都更硕大。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表示，目前，主流的通信设备厂商只剩下5家，而其中只有前三名才能获得相对安全的市场规模与利润率，否则就只会被逐渐淘汰或被迫转向其他产业。
这种竞争是无情的，输的结果是难以承受的。在王海波看来，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大量中国科技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壁垒，如果没有建立自已的稳固专利基础，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只能频繁应诉直至被赶出市场。
现实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乐观两字。目前在海外的专利布局上，中国企业要补的课很多。
3月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当天公布的2011年通过PCT（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的国家、企业及组织机构统计排名中，中兴以2826件PCT国际专利超越日本松下的2463件，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一位。华为排名第三，华为子公司排名第37。除此之外，中国公司再无一家上榜。
其原因在于，海外的专利布局需要巨额的资金与资源投入，每个专利的申请成本，都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如果要在全球主要市场都获得专利保护，总花费甚至可能高达300-500万美元。此外，企业要掌握不同国家的专利、商标、版权等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判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状况，才能根据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利布局。
“即使是我们，也有很大的资金压力。”王海波说，中兴每年仅专利投入费用就数以亿元计。
他说，真希望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知识产权全球布局。”
在此之前，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少地方政府曾出台政策。不过，在一位知识产权行业人士看来，目前这些政策仍多是地方政府行为，在国家层面尚缺少统一的统筹规划，而且很多地方政策对创新激励政策的范围、有效性也缺乏有效的评估与设计。
究竟如何有效地支持创新，依然是没有真正破题的现实问题。
谁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关键性平台
“曾经有位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说，他个人很希望支持中兴，但不敢拍板购买中兴的设备，因为如果用了中兴设备后出问题，领导要负很大责任，但如果用外资品牌设备，出问题后的责任却相对要小得多。”谢大雄说，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在海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全面的支持。”他说，由于海外市场大多是海外厂商已经占领的市场，中国企业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低廉的成本、优质的服务，还必须深切需要了解当地的政府、经济、法律、文化、行业等各方面的环境，并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可能打开市场突破口。这一过程需要经历种种困难，比如研究当地的环境、进行本地的研发支持、应对海外公司的专利诉讼、反垄断诉讼乃至更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壁垒，其间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一个庞大的并付出很高成本的计划流产。
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4月，因为涉及一些美国的禁运产品，中兴不得不取消了当地一项总值800万欧元的市场合约。而在此之前，在欧洲、美国、印度等市场，中兴、华为等中国厂商已经多次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而遭到排斥，多项合约或并购计划被当地政府否决或被迫取消。
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海外显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或信息资源。
王海波认为，目前，由于现在缺少统一的平台，中国企业不得不自己去研究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创新、出口管制、劳工、税收等法律环境，甚至企业需要独力应对海外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中兴就有超过100名员工专门负责全球的知识产权工作。
“如果政府能在这些方面提供关键性的平台支持，将对中国科技企业走出海外有巨大帮助。” 他说，“比如，目前很多国家的驻外使馆都有专门的科技官员，为本国企业提供海外的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服务，这值得中国借鉴。”
当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全身投入到全球化竞争的每一个市场角落时，与之相配合的应当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新顶层设计结构，以新的科技体制和政策、教育体制和人才环境，适应全球化商业竞争规则和视野，否则跨入全球竞争战场的中国军团遭遇孤军作战的处境在所难免。
“现在，全球各国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整体力量，依然是由众多的企业个体所组成。”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就应该坚定地支持科技企业，特别是别人封锁的、打压我们发展的，我们更要鼎力支持我们的企业。”
来源：腾讯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