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即村里的校点向乡镇和县城的中心小学合并转移。阿尔村小的学生们2009年9月1日从成都回到羌寨，只在新校园里参加了开学典礼，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就被县教育局转移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复课。
剩下的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在村小里继续读了一个学期。“中心小学每周派一个不同的老师下来教课，学生根本没法正常读书，次年新学期开学时，也转学到中心小学去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崭新的校舍。”俞正国说。
龙溪乡中心小学距离阿尔村步行要一到两个小时，没法每天往返，所以包括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需要住校。100个左右的孩子离开了村庄，只有周末走路或坐小面包车返回，孩子太小需要照顾的50多个家庭于是不得不迁居到乡镇或县城，土地也只能抛荒，进城打工，还要应付租房等高涨的生活成本。而对那些没有迁居的家庭来说，孩子住校意味着每个月要增加伙食、交通等生活费。
“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最终会失去生机，因为他们带走了那些最有活力的年轻家庭。”刘源说。
俞正国把学校的消失看成是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孩子脱离了家庭和生活的社区，以后还有几个会说羌语？脱离了羌寨的生活方式，还能对传统有感知和向往？这一代人之后，羌族的文化可能就完蛋了！”
对此杨俊清有不同看法。村小撤销时，他把两个孩子送去县城读小学，“村小注重唱歌跳舞的做法，耽误了学生的正常课程的学习，到初高中就显得吃力；到中心校和县城接受教育，能提高教育质量”。而羌人生活方式习俗的传承，他觉得可以靠家庭来补救。
被重构的村社
张原团队的家计调查，做了七八十户就难以统计了，等待剩下这六七十户长期外出的家庭，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调查反映出，经济生活上，村民在地震后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瓦解，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而传统文化上村民的集体性仪式、公共交往变少了，复杂仪式也简化，年轻人对继承传统的意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应该继承，但也觉得没有这个条件。
最近一次从阿尔村回来，刘源感觉很失落。“地震后，村民们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演绎了其他民族地区共同的遭遇。”简单说就是标准化、现代化、城市化对农村的改造，如果是旅游开发，也没能很好地调和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反而可能加速了一种文化和社区的解体。
张原在龙溪乡更明显地看到这个过程。一个没有集市的乡，建了两个大广场和一个农贸市场，一条大道竖满了路灯。广场上的湛江灯塔和羌族碉楼遥遥相望，象征着援建地方和灾区的民族团结。只是广场和市场都空空荡荡，光顾的鸟比人还多。
阿尔村有130多户750多人，地震之前以种植蔬菜、上山采虫草和菌菇及打短工为主要的营生，村民长期外出打工的并不多。十多年前，当地政府和村民就把村庄的希望寄托在了发展旅游业上。地震之后的重建，自然被视为开发旅游最重要的契机。
县政府在打造“世界羌人谷，神秘龙溪沟”的宣传下，帮村里新建了两座碉楼和一个祭台，还创造性地将释比经书中的图案制作成壁画墙供游人拍照留念。
在村民心目中，这些景观式的建筑和他们的生活并无关系。那座被视为族人魂灵的老碉楼，经历了3次大地震，还据守在5座大山的脉气汇聚之处。而新碉楼的建造并非出自他们之手，建筑方式不符合传统工艺，“至关重要的选址也是由村委会和建筑商仓促完成，不符合族人的风水知识。”杨俊清说。
2008年大地震之后连续3年的次生灾害，磨损了这个村庄的生命力。2009年冬天，阿尔村连下了3天50年一遇的大雪，严重的雪灾让辣椒、卷心菜都烂在了地里，损失惨重。2010年夏天村里大旱减产，村民在新祭台上做法事祈雨，结果随后就是连续几天的大暴雨，形成的泥石流又让农田损失巨大。2011年跟着又是山洪暴发，冲毁了一些新房子和新祭台，菜地继续遭灾后，一些农民抛荒土地进城打工。
频繁的灾害打断了羌族文化传习所的建设。这座选址在河谷中央的传习所，由县文化局打造，原本建成后将供村民做羊皮鼓舞、羌绣、草药等各种学习小组，可是从2010年开工以来，到现在还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框架。
阿尔村民的夜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火塘曾经是羌寨家庭里最重要的空间，亲朋好友在这里取暖、煮饭、喝酒聚会、晚上摆龙门阵。但地震之后，大多数的家庭没有在新式房屋里做火塘的房间，“晚上，越来越多的家庭习惯在客厅里看电视，村居生活里重要的火塘聚会却越来越少了。”俞正国说。
没人说得清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和电炉、电饭煲、冰箱甚至洗衣机更多地进入家庭有关，也许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关，也许和村里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有关……”杨俊清猜测。
2010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场车祸，差点让这位热衷文化推广的释比丧了命。而如今大部分的家庭放弃了种蔬菜的生计，秋收时没有村民间的互助，继续种植的家庭也不得不减产。
集体过羌历年的习俗也不那么容易维系了。家里吃的比庙里还要好了，过年不需要去庙里吃羊吃鸡，年轻人也对传统仪式不那么感冒了。
村里旅游开发的招商引资正在进行，尽管丧失信心的年轻人陆续离开了村庄，杨俊清还是对阿尔村的未来抱有希望。用旅游来支撑，拓宽村庄道路，从而实现山上采摘的草药、菌菇和蔬菜、羌绣等就地销售，羌寨民俗、本地美食和原始森林探秘可以留下游客。这是他可以想到的村庄的唯一前景。
“如果有了合适的开发商，村民们还会回来。”他说。
而在张原主持的生计恢复和文化保护一期项目结束之后，刘源对二期、三期能否展开却不抱什么希望。“传习所没建成，村民快跑光了，任何传习小组都没法建立。孩子没了，小学和家庭教育没法展开。”
张原从中汲取教训，政府、NGO都不是救世主，3年恢复重建之后，生计恢复和文化保护的社会重建才刚刚开始。“破碎的灾区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修补，而这个过程，没有当地人的参与，对当地的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是很难完成的。”
